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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皮瓦克庞杂的理论领地中，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蕾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盖娅特丽·斯皮瓦克和斯拉沃热·齐泽克是我们今天的两位最具力量的后马克思主义作家。”
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分析所涉及的社会公正问题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中心。
[28]但是与齐泽克有些不同的是，斯皮瓦克更加关注其中的劳动价值问题，这对于她的后殖民批评和第三世界立场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总的看来，斯皮瓦克不是从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变化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危机控制问题的，她是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把这一问题放到全球化背景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分析西方国家在今天的“胜利”
的。
宏观上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是得到解决，而是实现了从国内向国际、从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从微观上看，这些矛盾转移和分散到了那些最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属下人群中去，尤其是其中的第三世界属下女性。
宏观上的转移依赖的是殖民历史的国际原始积累和文化消声，微观上的分散依赖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文化障碍以及民族国家内部的父权文化体系。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斯皮瓦克在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透视到了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在这种矛盾转移中的掩盖作用。
从原理来看，马克思主要关注的“工人—资本家”
模式中，矛盾是简单和直接的。
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矛盾转移过程中，通过无数中间环节，这些矛盾已经被复杂化和间接化了。
实际上，斯皮瓦克重新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也是因为她也认识到今天文化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即以“经济化约论”
为借口掩盖帝国主义危机控制的实质。
显然，在劳动和价值的实现之间，文化主义的研究不是使得其中间环节更加清晰，反而可能有助于掩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实质，她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研究来说，华尔特·本雅明的著名言论‘没有一种文化文献不曾经并且同时是一种野蛮主义的记录’，应该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文化主义’拒绝经济全球运行，是不能把握随之而来的野蛮主义的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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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拉克劳（Laclau）、沙米尔·阿明（SamirAmin）、大卫·哈维（DavidHarvey）等也同样认为，修正马克思的关键概念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在第三世界残酷的劳动条件下工作的女工和童工都非常痛苦地证明，马克思十九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今天的经济世界仍然相关。
[31]这正好为后殖民理论家奠定了知识和政治框架。
因此罗伯特·扬认为，后殖民主义批评本身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只是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言有所偏离。
对许多第一代后殖民理论家来说，马克思主义都是他们的起跑线和理论基石：“如果说后殖民理论是解殖民化的一个文化产品的话，那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反殖民领域的一个历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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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指出的是，尽管斯皮瓦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阅读是从《资本论》第一卷开始的，但促使她进行这一阅读的却是来自于马克思的另一本著作、七本笔记构成的《大纲》（Grundrisse，1857）。
在人们批评经济决定论和德里达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封闭性和矛盾性问题时，斯皮瓦克正是从《大纲》这本书中看到了马克思“如此写作”
的真正意义所在：揭示金钱表面的统一性掩饰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揭示其中的使用价值，尤其是劳动力这种特殊使用价值是如何遭到压制和排斥的。
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同时也使用了他所批判和力图突破的方法，即抽象和排斥。
在整个《资本论》中，“价值”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等基础性的概念，正是如此建立起来的，因此遭到德里达的解构批评。
[34]不过，斯皮瓦克认为，为了打破资本主义金钱统治坚固的同一性，马克思采用了解构的反本质主义立场，用辩证法的否定思想揭开了这种同一性内在的各种矛盾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马克思又在分析过程中使用了传统哲学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前提，因而这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本质主义”
。
在斯皮瓦克看来，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普通事物着手的目的在于质疑商品交换中存在的公理性的等式：金钱=商品价值，或者说金钱再现了商品价值。
价值是否来源于商品自身？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建构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
“一个物品的效用，使它成为一个使用价值”
。
可是由于事物之间的差异，使用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替代和换算的，并且在事实上，只有事物之间的差异才可能构成交换的真正前提，相同的事物不能产生交换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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