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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解构主义视野中的帝国主义认知暴力和危机控制——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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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娅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1942—）是继赛义德之后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后殖民批评家和理论家。
近年来，其批评的独特性和冲击力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斯皮瓦克被称为一个“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义者”
[1]，这个标签为她的理论的多元性特点描画了一个大致轮廓。
的确，斯皮瓦克的批评大多数时候是围绕女性的，尤其是在文学文本的阅读中。
但她关心的是历史与现实中的第三世界女性中的底层部分，而不是女性主义所谓的“女性气质”
、“社会性别”
等。
在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庞大的经济和文化的等级阶梯中，第三世界女性中的底层是这个体系的末端，是最为灾难深重的一群。
她们身上承受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多重压迫，这些压迫不仅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和经济的。
因此，从底层女性的遭遇这个角度，我们更能体会到殖民历史的当代“遗产”
——那种失去了自身言说能力的，因而也是被迫“如此”
而不自知的后殖民生存状况。
要解读这样一种生存状况，就不仅需要深入殖民历史的逻辑中，也需要揭示这种逻辑在当代的延续。
为了完成这样一种任务，斯皮瓦克必须要有锐利的武器才行，这武器就是贯穿于斯皮瓦克整个后殖民批评的解构主义。
此外，马克思主义也为斯皮瓦克分析当代问题提供了重要维度，正因如此，斯皮瓦克也和齐泽克一起被认为是当代最具冲击力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2]
一
英语世界对德里达解构思想的了解，主要是从斯皮瓦克对《论文字学》的翻译开始的。
从1967年斯皮瓦克接触到刚刚在法国面世的《论文字学》到1976年英文版的出版，斯皮瓦克断断续续用了近九年的时间，完成了她对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整体理解和翻译。
据说斯皮瓦克是得到德里达首肯的极少数几个真正理解解构主义的学者之一。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本身并不符合解构主义的精神，因为这似乎设定了解构主义思想的起源意义或真理位置，而人们的阅读和阐释则似乎成为某种恢复或者靠近这种真理的努力。
正如在我们接下去的讨论将会看到的，这恰好是解构要对付的中心神话之一。
但是，这一说法却包含了对斯皮瓦克工作的高度评价。
在《论文字学》的翻译过程中，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所内含的解构思想的基础，应该说已经基本形成。
斯皮瓦克对解构的理解，集中反映在她为《论文字学》所写的长篇序言之中。
斯皮瓦克是德里达著作的最早翻译者。
在一次访谈中，斯皮瓦克曾经谈到过她最初接触德里达思想时的感受：“当我第一次阅读德里达时，我不知道他是谁，看到他事实上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去揭露西方的哲学传统，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我看到在法国有人真正力图揭示那个告诉我们什么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人（humanbeing）的传统时，也感到十分有趣。”
[3]“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去揭露西方的哲学传统”
，我们可以把这一点当成斯皮瓦克重读德里达所围绕的核心。
斯皮瓦克对解构的重读既是“忠实的”
又是判然有别的，这种微妙的区别皆隐含于解构本身的“双重性”
、它内部自我分解的张力、它的悖论或者宿命之中。
可以这样说，在德里达因为这些矛盾而困惑或者备受攻击的时候，斯皮瓦克又站在解构的内部，恰当地使他得以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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