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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从这个角度去看《鲁滨孙漂流记》，就不会把其中描写的欧洲人如何征服一个远离欧洲的荒岛并为自己建造领地的故事，单纯地看成是一个完全出自作家想象天性的英雄传奇。
所有这些艺术和学术形式与世俗的关联结构都可以概括在“叙事”
的性质之中，也就是说，叙事总是来自于生活本身，它不仅讲述生活，同时也传达生活中的各种观念。
叙事在赛义德的论述中因此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家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历史存在的方式。”
帝国实践的各种问题，都会在叙事中有所反映。
“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民族问题本身就是叙事问题。
叙事产生权力，也可阻止其他叙事的形成和出现，这对文化和帝国主义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构成了二者之间的主要联系之一。”
[44]虽然赛义德把叙事主要定位在故事等讲述形式上面，但是“叙事”
一词也有着明显的抽象含义，这样才能把他所认为的“国家”
、“民族”
、“启蒙”
等问题同样作为叙事来谈论。
因此“叙事”
一词的核心含义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观念和论说体系，这样来看，叙事就成了一种对历史实践、对现实生活所进行的讲述、评论和指导。
因此，“叙事”
的概念仍多少带有福柯“话语”
的性质。
以这样的观念，赛义德得以提出当今文学艺术批评中的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欠缺对艺术作品世俗性的关注，即外部批评的缺失。
“它使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详细论述卡莱尔和拉斯金的美学理论，却不理会他们的思想怎样同时提供了征服低等民族与殖民地的权力。”
一旦我们关注欧洲文学作品的外部批评，那么，与殖民历史相关联的部分就可得到清晰的揭示：“伟大的欧洲现实主义小说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几乎无人觉察地维持了社会对向海外扩张的赞同。”
并且，赛义德认为，关注世俗性不是为了片面的指责，即使我们从文学批评本身的角度去看，这种关注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为例，了解它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它与真实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不会削弱它的艺术价值，反而使它的价值更加突出。
[45]
即使叙事的世俗性能够把作品与世界连接起来，但我们还是会面对许多似乎“无辜”
的作品，在其中我们仍旧很难直接对这种联系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把文化（这里主要以“叙事”
形式出现）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具体机制仍然是个问题。
赛义德于是提出了“态度与指涉结构”
（StructuresofAttitudeandReference）这个概念，或者他所说的雷蒙·威廉斯的“感觉结构”
（StructuresofFeeling）。
虽然赛义德没有正面解释这一概念，但是从其讨论中，我们还是可以有较清楚的把握：
如果一个人把几个主要宗主国的文化，如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文化，放在他们为帝国而奋斗的地理背景下来研究，一个清晰的文化版图就会出现。
在使用“态度与指涉结构”
这个概念时，这个文化版图就在我脑中，就如雷蒙·威廉斯的开创性概念“感觉结构”
也在我脑中一样。
我在这里谈论的是位置和地理指涉（reference）的结构出现在文学、历史、人种学等文化语言中的方式，这些方式有时候是隐性的，有时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它贯穿了一系列单个作品，这些作品既不以另外的方式相互关联，也不牵扯到官方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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