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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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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赛义德认为在斯宾塞、莎士比亚、笛福和奥斯汀等作家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共同的地理兴趣，即“把为社会所需要和授权的故事空间安排在英国或者欧洲”
，然后通过安排动机和故事发展把它与其他的边缘世界（爱尔兰、威尼斯、非洲和牙买加）联系起来。
这些地方在故事中虽然不可或缺，但是却处于附属的地位。
“随着精心维持的意义指涉，关于统治、操控、强化与适应性的态度就产生了，并且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以惊人的力量进行发展。”
[47]赛义德并不认为这些态度来自于作者的有意设计，但问题恰恰在于这里，即它潜藏在英国人的文化认同深处。
如果用心理学的术语，这种结构类似于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威廉斯意义上的、关于地理空间和帝国关系的特殊经验类型。
这一集体无意识作为深层的心理取向与宏观层次的帝国意识形态正好形成对应，它是微观的、分散的和非系统化的，但是在作品的表层，这种取向会以一种关于地理空间的固定模式表现出来，并且作品之间相互强化和复制。
以这种方式来解读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其中的豪华建筑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就不仅仅是一个英国本身的社会生活的优越性问题，而是关联到维持这种优越性的“安提瓜岛上的奴隶劳动”
。
因此，赛义德的“态度与指涉结构”
被作为一种阅读方式的时候，它的意义框架也是十分清楚的。
它使我们在遇到所有类似的描写——英国人令人艳羡的安宁、富裕和悠闲生活——的时候，不得不思考它的基础、来源以及维持这些来源的等级观念和价值观念问题。
正是这些等级与价值观念，这些潜在结构的持续作用，才使得吉卜林这样的作家在其作品中把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等级和界限看得与喜马拉雅山一样自然。
即使吉姆朝圣般地投入了西藏喇嘛的怀抱，即使喇嘛得到了白人的尊敬和赏识，但是当这种与白人的联系变成喇嘛的尊贵和权威时，当吉姆变成师傅的精神支柱的时候，英国人的仁慈和拯救形象就潜在地转换成了帝国在殖民地的合法性基础。
赛义德认为，在通常认为与帝国主义没有多大关系的早期叙事与后来十分明显的帝国叙事之间，这种指涉结构通常体现为一种有机的连续性，即一种“共同的视角”
，一系列相互交叉的确认，然后又因此获得一种近乎一致的观念。
当然，这些一致性不是通过外力，而是通过每一种媒介或者历史语境而逐渐形成的。
他强调，这些结构性的东西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必须从小说的具体分析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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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富有争议的是赛义德认为，不仅仅从内容的分析方面来看，叙事无法回避它与历史内容的联系，就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体裁而言，也同样反映了它与帝国实践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康拉德《黑暗的心》的分析，赛义德认为，康拉德小说涉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暴力掠夺和为这种掠夺寻找合法性权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本身就蕴含在它所继承和使用的小说的形式上：“我甚至可以说，没有帝国，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欧洲小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它得以产生的刺激因素，就会看到远非偶然结合的两种因素：一个是构成小说的叙事权威的模式，另一个是潜藏在帝国主义倾向下的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
[49]他以英国为例，说明英国小说中存在的地理空间支配意识，即对空间的想象、享用和占有，并最终接受对空间的控制和限制。
为避免误解，赛义德明确地指出，小说作为样式与帝国之间的联系并非直线的因果关系，不是说小说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或者相反。
而是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文化作品的小说和帝国主义如果缺少一方，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50]比如在英国，从《名利场》到《简·爱》，从奥斯汀、萨克雷到吉卜林和康拉德，赛义德认为小说的发展过程伴随了帝国政策叙事的连续性，并起到了巩固帝国地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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