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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都内涵了双边关系的张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赛义德的殖民话语批判理解为单向度的、对福柯的葛兰西式的实践。
二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又翻译为“东方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翻译的意思相同。
不过根据赛义德的使用情况，这两种不同的意思都应该包含在其中，而不是非此即彼。
赛义德在《东方学》[23]一书的导论中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该词语相互联系的三种含义：首先是作为一个研究东方的学科的含义；其次是作为一种把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进行区别的思维方式；第三才是作为福柯意义上的、与权力相关联的话语，一种“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
，即一种“西方用以占领、重建和统治东方的一种方式”
。
[24]第一层含义与“东方学”
相当，而第二、三层含义则可以称之为“东方主义”
。
赛义德在该书中从思维方式谈起，追踪到这种思维方式的来源，即赛义德探讨的主要对象——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但是其探讨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隐藏在这一学科背后的东方主义实质。
在《东方学》的第一章开篇，赛义德谈到了前英国保守党领袖和首相贝尔福的一次演说，以及前英国殖民外交官克罗默勋爵关于埃及和东方民族的观念，因为这两人的言谈明确地显示出，他们关于埃及和东方民族的“知识”
与贝尔福主张的“英国在埃及的必要性”
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
即由于英国人（欧洲人）对于东方民族和埃及的“知识”
有更深的了解，因此“在我们的控制下他们得到了比他们以前的整个历史都要好得多的治理”
。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西方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具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些经常被人们宽泛地称作‘东方’的民族的整个历史，然而你却根本找不到自我治理的痕迹”
。
东方民族的辉煌伴随的是残酷的专制统治，而英国人的治理不仅使埃及人获益，也使西方文明世界获益。
[25]而了解东方的必要性就在于对其进行有效的、更好的治理。
正如克罗默勋爵所认为的，必须要对东方民族自己认为最好的、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进行认真思考，正是因为这种关于臣服民族或者东方人的知识使英国人的管理轻松有效，知识带来权力，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
为什么克罗默的“知识”
会有这种功效？那是因为，“欧洲人是缜密的推理者；他对事实的陈述毫不含混，他是自然的逻辑学家……相反，东方人的大脑，就像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一样，显然缺乏对称性。
他们的推理属于最不严谨的描述一类”
。
[26]
赛义德得出的结论是，贝尔福、克罗默等殖民者对于东西方民族的看法表现出的是根深蒂固但又十分清晰的思维模式：首先，东西方是两个受到严格划分和区别的区域和人群，这种区别是西方和东方、“我们”
和“他们”
之间的区别；其次，这种区别表现为天然的西方人的优越性和东方人的低劣性这一等级秩序，即克罗默认为的，东方人思维上的缺陷、性格上对谎言的癖好、生活上的浑浑噩噩，在任何方面都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贵形成鲜明的对比。
[27]赛义德非常清楚，贝尔福和克罗默的言论并不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里面确实有着浓厚的理性色彩，它是以一种对于东方的“客观认识”
作为基础的，因此不能简单否定他们所引用的知识符码的权威性。
问题还在于，这些知识并不是在殖民统治之后才出现，也不能简单把它看成是对殖民统治的合理性所进行的辩护。
那么这种东西方二元等级区分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东西方的区别性特征为何具有这种权威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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