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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后殖民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一方面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传统，从经济批判传统转到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批判；另一方面从历史和地理的整体性角度看，就会发现后殖民主义在全球化时代进行的话语批判，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分析、对于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认识论根基的批判，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是基于同源根系的自然生长和延伸[29]，这也是整个西方批判理论的文化传统在范围上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殖民主义的确有着西方内部批判的特征，与西方“高深理论”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其目的难道不是希望找到不同于其传统的“另外的”
道路吗？如果说资本主义批判和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仍然立足于西方自身资源的话，那么，在涉及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的跨地域问题时，这些批判思想和“高深理论”
则都不同程度地有着一定“超出”
。
这种“超出”
首先是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辩解时指出的，批判理论本身虽然与西方学术体制有关，但是它是作为西方自启蒙主义以来的理论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因此这些理论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中心主义”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更不能看成是与西方文化霸权完全共谋。
[30]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等当代西方批判理论中的“多元”
思维与“差异”
思维本身就有着十分强烈的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异文化”
色彩，尽管西方思想史也存在这样的观念（如赫尔德、维科等），但远不是主流。
罗伯特·扬（RobertJ.g）就曾分析指出，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有着广泛的、非西方的思想起源。
结构主义是在布拉格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布拉格学派则是作为一种“反西方的策略”
而出场的，它不仅直接反抗西方的文化专制，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欧洲思想的理性前提。
许多以后结构主义理论立场著称的学者来自阿尔及利亚和马格里布地区，即一个地处北非、中东和西亚的、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阿拉伯文化区。
并且，罗伯特·扬强调，尽管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在欧洲出现和发展的，但是在根本策略上却是反西方的。
[31]但是，反过来说，没有西方文化的自我检讨的传统、自我更新的动力，尤其是如果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对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关注，这些“高深理论”
的产生、异文化因素的引入、跨文化视野的形成就仍然是有待时日的。
后殖民主义也就不会以今天这样的面目出现。
当然，后殖民主义也不是简单地沿袭这一传统，而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这一传统的超越。
按照霍克海默的定义，“批判理论”
是以人的解放为宗旨的理论实践，它所遵循的是自启蒙运动到马克思的反压迫的批判传统。
徐贲在《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一书中就把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作为两种具有相同精神实质的批评潮流而放在一起来讨论。
并且就像西方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那样，把后殖民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替代性思潮来看待。
我们前面的讨论主要把后殖民主义看成西方文化自省传统的一种继续和范围的扩大，徐贲的分析则着重从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和后殖民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超越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两者关系，认为由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思想和体制的深刻怀疑，结果在它所追求的民主的问题上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它追求的“差异”
、“多元”
等思想包含了对民主秩序的肯定，但同时，由于现代“民主”
概念是资产阶级在“理性”
、“进步”
、“文明”
、“现代”
等概念的基础上得到构想和设计的，因此“民主”
又成了后现代主义十分忌讳和排斥的“宏大叙事”
。
他引用了约翰·麦高文的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既不能从反原旨批判中，也不愿意从它所批判的人道理性中去形成民主伦理，结果，它往往只得放弃民主政治理想而变成让·弗朗科（JeanFranco）所说的‘策略性的文本游戏’。”
[32]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也有全球化这一背景，这也使得它面临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矛盾。
徐贲指出，一方面，后现代既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存在状态，同时也是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共生物，从而使其具有“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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