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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求明白诚恳，还是歌谣本色。
就中曹植在曹丕做了皇帝之后，颇受猜忌，忧患的情感，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
诗中有了“我”
，所以独成大家。
这时候五言作者既多，开始有了工拙的评论：曹丕说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
（3），便是例子。
但真正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的是魏代的阮籍，他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
阮籍是老、庄和屈原的信徒。
他生在魏晋交替的时代，眼见司马氏三代专权，欺负曹家，压迫名士，一肚皮牢骚只得发泄在酒和诗里。
他作了《咏怀诗》八十多首，述神话，引史事，叙艳情，托于鸟兽草木之名，主旨不外说富贵不能常保，祸患随时可至，年岁有限，一般人钻在利禄的圈子里，不知放怀远大，真是可怜之极。
他的诗充满了这种悲悯的情感，“忧思独伤心”
（4）一句可以表见。
这里《楚辞》的影响很大，钟嵘说他“源出于《小雅》”
，似乎是皮相之谈。
本来五言诗自始就脱不了《楚辞》的影响，不过他尤其如此。
他还没有用心琢句，但语既浑括，譬喻又多，旨趣更往往难详。
这许是当时的不得已，却因此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
他是这样扩大了诗的范围，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诗。
晋代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
就中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也取法《楚辞》，借古人及神仙抒写自己的怀抱，为后世所宗。
郭璞是东晋初的人。
跟着就流行了一派玄言诗。
孙绰、许询是领袖。
他们作诗，只是融化老、庄的文句，抽象说理，所以钟嵘说像“道德论”
（5）。
这种诗千篇一律，没有“我”
；《兰亭集诗》各人所作四言、五言各一首，都是一个味儿，正是好例。
但在这种影响下，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大诗人。
陶渊明，浔阳柴桑人，做了几回小官，觉得做官不自由，终于回到田园，躬耕自活。
他也是老、庄的信徒，从躬耕里领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
他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
他的躬耕免祸的哲学也许不是新的，可都是他从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
诗也不妨说理，但须有理趣，他的诗能够作到这一步。
他作诗也只求明白诚恳，不排不典；他的诗是散文化的。
这违反了当时的趋势，所以《诗品》只将他放在中品里。
但他后来确成了千古“隐逸诗人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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