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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
“杂赋”
十二家是总集，可以不论。
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
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于纵横家言。
就中“陆贾赋三篇”
，在贾谊之先；但作品既不可见，是他自题为赋，还是后人追题，不能知道，只好存疑了。
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叙物明理之作。
这三类里，贾谊以后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响，但已渐有散文化的趋势；第一类中的司马相如便是创始的人——托为屈原作的《卜居》《渔父》，通篇散文化，只有几处用韵，似乎是《庄子》和荀赋的混合体制，又当别论——散文化更容易铺张些。
“赋”
本是“铺”
的意思，铺张倒是本来面目。
可是铺张的作用原在讽谏；这时候却为铺张而铺张，所谓“劝百而讽一”
（11）。
当时汉武帝好辞赋，作者极众，争相竞胜，所以致此。
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
（12）；“诗人之赋”
便是前者，“辞人之赋”
便是后者。
甚至有诙谐嫚戏，毫无主旨的。
难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
东汉以来，班固作《两都赋》，“概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13）。
张衡仿他作《二京赋》。
晋左思又仿作《三都赋》。
这种赋铺叙历史地理，近于后世的类书，是陆贾、荀卿两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进一步。
这和屈、贾言情之作却迥不相同了。
此后赋体渐渐缩短，字句却整炼起来。
那时期一般诗文都趋向排偶化，赋先是领着走，后来是跟着走；作赋专重写景述情，务求精巧，不再用来讽谏。
这种赋发展到齐、梁、唐初为极盛，称为“俳体”
的赋（14）。
“俳”
是“游戏”
的意思，对讽谏而言；其实这种作品倒也并非滑稽嫚戏之作。
唐代古文运动起来，宋代加以发挥光大，诗文不再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赋体也变了。
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虽然有韵而全篇散行，排偶极少，比《卜居》《渔父》更其散文的。
这称为“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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