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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它的价值的。
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
孔子托于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
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
法家出于“法术之士”
（14），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
贵族政治崩坏的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
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
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
法术之士便创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做他们的参谋。
这就是法治。
当时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
法术之士便拥护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其大成。
他本是韩国的贵族，学于荀子。
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
（15），缺一不可。
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可以推行法和术。
因为人性究竟是恶的。
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技巧。
综核名实是一个例。
譬如教人做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做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副否。
又如臣下有所建议，君主便叫他去做，看他能照所说的做到否。
名实相副的赏，否则罚。
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着，也就可以治了。
君主能够兼用法、术、势，就可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
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
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来，切于实用。
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
礼、乐原来的最大的用处在丧、祭。
丧、祭用礼、乐专家，也用巫祝，这两种人是常在一处的同事。
巫祝固然是迷信的，礼、乐里原先也是有迷信成分的。
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士，巫祝、术数专家便沦为方士。
他们关系极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
汉代所称的阴阳家便出于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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