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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
，便是辞赋化。
《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
这正是辞赋的影响。
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
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
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
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
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哪里赶得上司马迁呢！”
（14）刘知几《史通》却以为“《史记》虽叙三千年事，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
（15）。
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
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
《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到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
的。
《汉书》断代为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
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一。
《汉书》载别人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
《汉书》文字趋向骈体，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
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不足为《汉书》病。
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
，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
刘知几论通史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新异。
《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上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懒得去看。
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事；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
这都不如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
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求不难。
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
的（16）。
郑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会通不可。
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
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是片段罢了（17）。
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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