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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酒店想通过提供所谓的“添头”
（冰块、苏打水、安哥斯图娜苦精[12]等）生存下去，顾客可以自己加酒，但这很难填补酒水业务彻底丧失带来的亏空。
还有些酒店继续销售酒精饮品，希望躲过官方的追查。
但或迟或早它们总归要失望的。
1926年3月，巴克纳将布雷武特酒店的餐厅查封了6个月。
这意味着酒店不仅失去了所有酒水收入，还失去了午餐和晚餐生意。
它甚至无法为客人提供早餐，所以许多客户彻底改投他门。
最终，雷蒙德·奥泰格认输投降，关闭了布雷武特酒店。
巴克纳的查封政策继续推行，遍及全美，连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棵红木树也因为有人发现了非法的蒸馏酒而被挂上了锁，尽管这听起来很像是宣传噱头。
总之，在最严的1925年美国各地的禁酒机构查封了近4700个涉嫌卖酒的场所。
有趣的是，巴克纳其实并不认同禁酒，他承认自己之所以执法只因为法律就是法律，而不是出于任何道德信念。
“我对它不太感兴趣，但它是个法律问题。”
他解释说。
他坦言自己经常喝酒，但担任地方检察官之后便不再喝了。
在他看来，整件事情是个可怕的错误：“这带来了恶性的犯罪，伪证、谋杀、袭击、盗窃使政府官员的道德沦陷，以及诱发了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
较之它每天引发的一连串严重罪行，这部法律带来的好处不值一提。”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禁酒运动是场巨大的失败，但美国却坚持了13年。
富兰克林·亚当斯（FranklinPierceAdams）在《纽约世界报》（NewYorkWorld）的热门专栏“指挥塔”
里写了一首诗，完美地捕捉到了官方的态度：
禁酒令可怕地砸了锅，
我们乐意。
它阻止不了想要阻止的事，
我们乐意。
它留下了一条黏糊糊的贪腐途径，
它让我们的土地充满恶与罪，
它的禁令分毫不值，可我们就要支持它。
事实上，正是因为禁酒令行不通，惠勒及其支持者才坚决要求政府往工业酒精里加入毒药的。
也有加入其他变性剂的，比如肥皂水和清洁剂同样能让酒精无法饮用，但铁杆禁酒支持者对此不满意。
惠勒真诚地认为，喝下有毒酒精的人是罪有应得。
在他看来这是“故意自杀”
。
约翰·斯特拉顿牧师（也即前文希望尽快判处露丝·斯奈德死刑的人）更是态度强硬，毫不动摇。
他听说印第安纳州州长和检察长遵循医嘱给患了重病的亲人服用小剂量威士忌，竟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应该让家人去死，然后自杀，而不是违背就职时所发的誓言。”
1927年6月，禁酒令似乎还看不到尽头。
事实上，转折点很快就会出现。
不过，韦恩·惠勒丝毫都没察觉，1927年夏天会是他生命里最糟糕的一个夏天，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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