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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伏羲女娲不再是孤立的图像，而是华夏族的图腾——龙的变相，于是，引譬连类，将龙的演变以图腾学说为基础作了深入分析。
其中，对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图腾的分化演变与部落的兼并的论述尤为经典，他说：“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
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他由华夏族的象征联系到整个中国人的象征，这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第一次对民族的形象作出这样的分析，其影响十分深远。
而苗蛮地区的伏羲女娲传说，便只是华夏民族和苗蛮族文化交流和发展的结果。
华夏、龙、汉、苗蛮，都在伏羲女娲的身上得到统一，成为一个整体。
这样一幅中国文化交流的景观的展现，使得《伏羲考》成为一篇重要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已经远远超出了神话学本身的意义了——从这一层面看，神话在文化中的根本地位也得到了最为清楚的呈现。
在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研究视野里，不仅民族交流和发展的统一性的观念得到贯彻，就是一些奇特的神话要素也在系统性的目光下得到全新的诠释。
比如，伏羲女娲神话传说中的葫芦要素，本来只是一个避水工具，过去的学者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即便是像芮逸夫先生那样的人类学家，也把葫芦这样的重要因素给忽略了。
闻一多先生在对49个伏羲女娲故事进行了详细分析后指出：葫芦是造人故事的核心。
那么，为什么要把葫芦拿来作为故事核心呢？闻一多先生从语音关系出发，得出伏羲女娲就是葫芦化身的重要结论。
西方神话学研究中有语言学一派，认为神话之发生乃语言疾病——即人民在语言传达过程中的讹误，导致理解歧义，遂有神话的发生。
而在中国，本来即有音韵之学，专门研究古今语音差异，对于识别古书的通假现象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20世纪，音韵学的方法成为研究古代神话的一种重要方法。
这里需要大量的语料以供比较，又需要对上古音和今音的差别有深入的了解。
《易传》将伏羲写作包戏，即匏瓠，也就是葫芦。
古书女娲也可以音韵推出发音为匏瓜者。
所以，伏羲女娲实乃葫芦的音变。
在这种论述中，闻一多先生引用的语料十分丰富，对音韵通假之学的应用，也十分娴熟，因此，其结论的科学性是有保障的。
音韵学的运用使得整个《伏羲考》的论述更加浑然一体，整个神话要素在以伏羲为核心的语境中高度统一联系起来。
《伏羲考》综合运用既存信息资源，融通中外研究方法，以综合性系统性为研究的基本视点，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和创造性的特点；对伏羲女娲、龙与葫芦这样一些重要的神话意象作了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些神话意象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本地位。
《伏羲考》因其在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史上的杰出贡献，成为神话学的经典名篇。
当然，限于当时田野资源的区域，对西北和其他地区的伏羲女娲的资料没有接触到，《伏羲考》还有缺陷。
但它对伏羲女娲研究，为中国神话的本土话语的探索，其意义至今未有消失。
闻一多先生的《龙凤》《两种图腾舞的遗留》两文，包括他的《端午考》，都借鉴了西方人类学研究中的图腾范式，是对中国文化中的核心神话及其仪式的研究。
可以把《伏羲考》和这一批文章看作一组，它们是对中国神话中以龙为核心的图腾文化的研究。
因此，此一类属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除了对民族的根本神话，或者说核心神话的研究外，闻一多先生神话研究的另一特点就是对神话与诗歌的本事研究，把神话学与诗学结合起来。
茅盾先生虽然对中国神话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只是一般神话学的描述，不是神话学的专题研究。
在闻一多先生之前，历史学的神话研究最有成就，人类学的神话研究也初露端倪。
尽管从事文学的人不少对神话学有研究，如茅盾，如周作人，如鲁迅，但都没有把神话学引入诗学的视野中。
开拓神话学的诗学研究，是闻一多先生的一项重要贡献。
通过他的努力，神话学成了诗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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