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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
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
这样做法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历史上多少人已经做过，只是不大彻底罢了。
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
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
其他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
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惠特曼（Whitmen），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
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
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
第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潮，小的波澜总得跟着主潮的方向推进，跟不上的只好留在港汊里干死完事。
战国秦汉时代的主潮是散文。
一部分诗服从了时代的意志，散文化了，便成就了《楚辞》和初期的《汉赋》，成就了《铙歌》——这些都是那时代的光荣。
另一部分诗，如《郊祀歌安世房中歌》、韦孟《讽谏诗》之类，跟不上潮流，便成了港汊中的泥淖。
明代的主潮是小说，《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项脊轩记》的作者归有光，采取了小说的以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态度，和刻画景物的技巧，总算是沾上了点时代潮流的边儿（他自己以为是读《史记》读来了的，那是自欺欺人的话），所以是散文家中欧公以来唯一顶天立地的人物。
其他同时代的散文家，依照各人小说化的程度的比例，也多多少少有些成就，至于那般诗人们只忙于复古，没有理会时代，无疑那将被未来的时代忘掉。
以上两个历史的教训，是值得我们的新诗人书绅的。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
而怯于“受”
。
中国是勇于“予”
而不太怯于“受”
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
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
不比“予”
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
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
。
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地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
这是一个“受”
的勇气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继续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过去记录里有未来的风色。
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
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气，更多的勇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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