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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托马斯主义者的社会学说宣称私有财产权是永恒的，是上帝安排好的制度；这个思想被广泛用来引诱劳动人民脱离争取平等、争取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教会和垄断组织联系紧密。
天主教和其他宗教派别一样，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学校在内。
学校的教学有按新托马斯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来安排的趋势。
新托马斯主义教育学不仅是教会学校和宗教的[17]学校的独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影响世俗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和观点。
宗教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和教育思想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影响。
在现在的条件下，它改变了自己影响青年的办法。
新托马斯主义者用蛊惑性的、承认科学的声明，以批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教学和教育制度的个别弊病作为掩护，隐瞒自己真正的目的，并顽固地用中世纪关于上帝、超理性、人的罪孽、神的启示、基督的仁慈、世界基督教社团等教义来影响青年。
新托马斯主义教育学规定基督教的教育目的是完善世上的人并使人靠拢上帝，因为上帝是道德思想和世界理性的化身。
宗教和新托马斯主义最重视资产阶级社会的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问题。
新托马斯主义教育学宣传要培养“永恒的”
和“超阶级的”
美德—诚实、仁慈、爱人、忍耐、自我牺牲等。
社会发展的规律必然使教会和学校的联系因生活本身、科技进步，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进步的青年组织和先进的社会团体为国民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和世俗化所做的斗争而破裂。
列宁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在发生着的这一过程：“现代的觉悟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
[18]
教育学中的心理教育学派
除了“进步”
教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发展外，还可以看到有一种把教育学从哲学中“解放”
出来，使教育学的研究具有自主性，初看起来独立于各种哲学体系之外的倾向。
这种倾向导致实验教育学的出现。
这个学派的拥护者认为，哲学教育学思想具有过分的理论性和主观性，不从现实的教育情况而从臆断地提出的理论前提出发。
随着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验法开始渗入心理学，后来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转用到教育学。
从此教学和教育问题本身成为实验性研究的对象。
[19]实验教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教育家奥古斯特·莱（1862—1926）和埃尔恩斯特·梅曼（1862—1915）。
实验教育学建立在用多种多样的实验方法来研究儿童的想法上，如问卷、观察、年龄智力测验（比奈测验），研究儿童在各种教育和教学场合的行为。
实验教育学的拥护者认为，这些方法可以制定出独特的教育和心理“标准”
，在此基础上可以科学而客观地组织教学和教育过程。
但是莱和梅曼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著作主要是许多科学—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教育学中各种知识的综合汇编。
在研究中显然对生物因素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评价过高。
“实验主义者”
未能建立任何合理的理论，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理论性的研究。
但实验教育学的个别论点保留下来了，之后被并入其他的一些学说中。
用专门的心理测验测量儿童的心理特点的尝试引起了爱德华·桑戴克（1874—1949）和乌依利扬·基尔帕特里克（1871—1965）的兴趣，并成为广泛发展确定儿童智力才能的心理测验体系的首要基础。
实验教育学和许多研究方法进入了心理学流派的圈子里，如儿童学、行为主义[20]。
行为主义（行为的理论）的创始人桑戴克制定了测量儿童智力发展系数的智力测验体系，它立即与实用主义教育学结合起来；学校成为广泛实现行为主义和儿童中心论原则的最良好的实验基地。
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教育理论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广为流行，至今仍继续影响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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