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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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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育学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体系中的一门学科有自己的历史。
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比较教育学课程的兴趣，特别明显地是在世界上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期，即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增长起来的。
比较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学课程在这种条件下接受了社会的要求，即促进“西欧文化”
的整体化，促进欧洲各民族学校内外组织及教育制度的统一以提高文化的共同性，加强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
勃·布里克曼（美国）认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的公共课应当更多地引证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绝非偶然。
比较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许多国家（比利时、英国、日本、瑞典、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被看成是对在国内以及到国外工作的科学工作者、教育学教师和未来教师进行教育培训的专门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每个国家和每所学院，这门课的范围、内容和教学法组织形式很不相同（从10～100学时），但大多数是30～40小时的讲课和课堂讨论，用以仔细研究一类国家的教育状况。
形式有辩论、到外国进行教学旅行、对选题进行独立研究，并写出报告或通过书面考试作业。
有时比较教育学的问题或提出比较教育学问题的导言被包括在别的学科的内容中，如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哲学、比较教育社会学等。
许多综合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初级课程，目的是使所有大学生大致地了解比较教育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国家解决学校和教育学的个别问题的办法。
专题课则对外国学校和教育学的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为了培训专家，提高比较教育学课的学习效果，研究它的理论基础，以及编制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法材料，许多综合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比较教育学教研室，如美国的一些综合大学，伦敦（1947）、汉堡（1950）、广岛（1963）、京都（1965）、东京（1967）等地的综合大学和学院。
近年来，对外国教育制度的综合研究逐渐取代对具体问题的详细研究。
选题的主要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题目能否更好地了解所研究国家统治集团的学校政策所具有的社会的、现实的意义。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教育学的代表人物把大量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方面的题目，以及往往带有明显反共目的的学校政治问题放到这门课中来。
在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更为常见。
在美国，在培养各类学校教师的机构中，这种课是必修的。
在对照许多国家高等学校比较教育学课大纲的基础上，可以说出它们共同包含的问题：比较教育学的对象、发展历史、任务和研究方法，一国或一类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的个别问题，影响国家教育制度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外国的教育制度及它们和本国教育制度的比较，国民教育管理制度，学校改革，教学方法，师资培训，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在教育和教育学方面的活动，等等。
比较教育学课的内容问题在地区性会议或国际会议上被不止一次地讨论过。
在第二次欧洲比较教育学会的会议（1965）、比较教育学会的国际会议（1970）上讨论了这样一些问题：比较教育学在培训教师中的作用，师范院校比较教育学课的任务、内容和组织形式，直观教具的运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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