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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俄国教育家康·季·乌申斯基和列·尼·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很大的意义。
分析外国学校的情况对乌申斯基来说成为思索改善俄国教育制度的动力。
乌申斯基写道：“为所有民族所共有的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在实际上不存在，而且在理论上也不存在。
日耳曼教育学仅是德国教育的理论。”
[3]但乌申斯基认为必须在俄国的学校实践中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中某些积极的东西。
列·尼·托尔斯泰反对直接借用别国的国民教育制度，他敏锐地指出：“学校只有意识到国民赖以生存的那些基本法则时才是好学校。”
[4]托尔斯泰坚持并强调，俄国应当有适应俄国人民生活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的自己的国民教育制度，认为从外国教育学中只能借用教育儿童的个别方法和方式。
外国的学校和教育学引起了许多俄国教师和学者的注意。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的《初等学校》《教师》《教育杂志》《教育文集》《国民教育部杂志》等教育杂志发表了俄国教育家描述和分析国外学校工作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同时发表了外国教育家的文章和作品摘要的译文。
俄国作家们（恩·达坚科夫、普·卡普尼斯特、普·格·米茹耶夫、阿·穆兹钦科、姆·阿·波斯佩洛夫、耶·扬茹尔等）的一些著作研究了国外学校和教育理论问题。
卡普尼斯特教授在谈到对各国学校进行比较研究的意义时写道：“按我们的意见，这种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把教育事业中学校的民族特点与整个文明世界的共同财富，即每个科学的学校必不可少的基础区别开来，不论这种学校存在于什么地方；第二，研究外国的学校问题应该使我们避免对外国的学校已经经历过的，且其结果已经众所周知的那些大量的经验和试验再做不必要的重复。”
[5]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开始产生民族的而后是国际的研究机构“博物馆”
或“研究所”
，它们系统地收集、整理和传播本国和外国教育的情报材料和统计资料，如伦敦的国际展览（1851），华盛顿的“教育服务”
（1866），巴黎的教育博物馆和中央初等教育图书馆（1879），等等。
19世纪70年代那些加入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斯拉夫民族的教育家们的比较教育研究带有自己的特点。
这些教育家企图通过学校促进斯拉夫民族的团结和民族解放。
1871年在萨格勒布的霍尔瓦提、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捷克、摩拉维亚和波兰的教师代表大会上，创办了教育史上第一个国际教育杂志《斯拉夫教育家》（1872—1874），它的任务是加强斯拉夫民族的文化联系，团结他们为从外来民族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共同斗争。
[6]在杂志中用民族语言发表了有关斯拉夫国家教育情况的文章。
比较教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包括了从1917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激化，这些对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开展了为学校的民主化、为确保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的斗争。
同时，统治阶级企图保持对教育的垄断，千方百计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青年学生中传播。
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学不仅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这些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家们看到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影响，更加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国外学校的发展。
其中许多人选择了比较性研究作为自己科学工作的对象，如艾萨克·勒·坎德尔、保罗·门罗，威廉·拉塞尔、乔治·斯·康茨等（美国），弗朗兹·希尔克、弗里德里克·施奈德等（德国），佩德罗·罗塞罗（瑞士）及其他学者。
普通教育的发展，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及其水平的提高，各种方向、类型和水平的学校的发展，改进教学和教育方法的必要性，这些给欧洲和美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共同性的问题。
有必要在国际范围内对教育因素加以认识，这一点促使各种区域性和国际性科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
它们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国际研究所（美国，1923年）；从1925年开始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柏林中央教育和教学研究所的外国教育学和学校部；根据国际联盟的倡议，1925年在日内瓦建立的国际教育局。
国际教育局的任务和权限是：根据专门制定的问卷和调查表收集各成员国的教育情况；在教育机构和团体间建立联系；出版《国际教育年鉴》；发表著作；组织会议和讨论会；研究有关具体问题的建议；等等。
美国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年鉴》，德国用德、英、法三种语言出版《国际教育杂志》，直至1934年。
在欧洲和美国广泛采用了学术会议和讨论会，为了较深刻地了解各国的教育制度而进行的国外旅行、国际会晤，以及其他研究外国学校的形式。
比较教育研究逐步形成了特殊方法，扩大了它的实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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