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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司马昭派大军代蜀刘禅昏庸不听蒋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汉室，其夙愿虽不实现，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韦、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王才得安坐帝位达41年之久。
而曹操死后，其子曹坯篡位，魏立国虽有45年，但早在17年前司马昭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实际存在只有28年。
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
孙权后人掌权只有27年。
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为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真正的诚实之人，真正的忠臣，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表现出他们优秀的品质。
所以，以近知远，以微知明，也是识人用人必不可少的良策。
人不可能个个都是圣贤，也并非个个都是笨蛋。
人是地球上最复杂的动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每种人个性都有其优点和弱点，都有能适合他们的胜任的岗位，高明的人总能抓住人性的优点，摸透人性的弱点，巧妙地引导和使用。
如果能将各种不同个性的人放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就能发挥出意料不到的作用。
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用人要圆，才能使人才各显其能，各尽其用。
《六韬·龙韬·论奖》中讲到，将帅有五种品德。
即“勇、智、仁、信、忠。”
将帅“勇敢者不敢冒犯；明智者心绪不可扰乱；仁慈者会爱人；诚信者就不欺骗人；忠实者就会忠心为国”
。
管仲在《管子*立政》篇中说，朝廷使用人才，需要审惧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
唐代杜佑也认为，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仁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利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许多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
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
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家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还是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
用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也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
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好才，歪才，邪财。
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缺才有德的人，是忠厚人，老实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
这样的人是人，而不是做事所需要的人才。
智慧有如源泉，行为堪为模范，这样的人可做导师；智慧可以砥砺他人，行为可以辅佐和警策他人，这样的人可做良师益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敢做一点越轨的事，这样的人可做官吏；还有一种人，你要是只图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你叫他一声，他就会连连答应，这种人只能做奴仆。
最好的领导用堪为导师的来辅佐自己；中等的领导用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领导用官吏来辅佐自己；失败的领导用奴仆来辅佐自己。
事业是人才创造的，人才的能力有大小、高下之分，人才的智慧有贤能、不肖之分。
任用的人才能力不同，取得的成就就不同。
用人不仅要对大德、大贤之人委以重任，而且要选用才能超过自己的人，对之委以重任。
【悟道小站】：以一己之力做事，只能成就有限的伟大；以用人为主体来做事，就能成就一个无限的伟大。
所以说，一个管理者用什么样的人弊端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大彻大悟之59、以百姓之心为心
“圣人无常心。”
这是《道德经》第四十九章中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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