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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断，这不是政治教化衰落，地方长官不称职的明显证据吗？去年牛死了，全国平均十头牛中能损失两头；小麦收成不到一半，秋季的播种还没有开始。
如果两个敌对势力还在边境徘徊，运输粮草，千里之外也来不及。
追究这种局面的原因，难道在于加强军事力量吗？武士和精锐的士兵越多，越多就越麻烦。
天下就像人的身体，只要腹腔和心脏充实，四肢即使有病，终究没有大患。
现在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天下的腹腔和心脏。
因此，愚臣恳切地希望这四个州的长官，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业，来承担四肢的重任。
然而，孤立的言论难以坚持，冒犯皇帝的意愿难以实现，众人的怨恨难以积累，似是而非的事情难以分辨，所以多年以来没有被英明的君主察觉。
凡是说这些话的人，大多地位低微、被疏远；地位低微、被疏远的人的话，实在不容易被听取。
如果让好的建议一定出自皇亲国戚，皇亲国戚本来就不会冒犯皇帝的四难来寻求忠诚和关爱，这是古今以来经常遇到的忧虑啊。”
当时朝廷又在大规模讨论考核制度，用来考核朝廷内外的各级官员。
杜恕认为，如果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即使有才能也没有益处。
如果所关注的不是所应关注的，所关注的也不是当务之急。
于是他上疏说：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
《尚书》中说“明确地用功劳来试验，经过三次考核决定升降”
，这确实是帝王的最好制度。
让有能力的人担任相应的官职，有功劳的人享受相应的俸禄，就像乌获（古代力大之人）能举起千钧重物，王良、造父（古代善于驾车的人）能挑选千里马一样。
虽然历经六代（虞、夏、商、周、汉、魏），但考核业绩的方法并不显着，经过七位圣人（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但考核试验的条文也没有流传下来，我确实认为这种制度可以大致地依据，但详细的内容很难完备地列举出来。
俗话说：“世上会有乱臣贼子，但不会有混乱的法令。”
如果法令可以单独依靠，那么唐、虞就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周也不需要伊尹、吕尚的辅助了。
现在上奏考核功劳的人，陈述周代、汉代的法令，连缀京房（西汉大臣，曾主张考功课吏之法）的本意，可以说是明白了考核的要点。
但要推崇谦让的风气，兴起人才济济的治理局面，我认为还不够完善。
他们想要让州郡考察人才，一定要通过四科（德、勤、才、绩），都要有实际效果，然后才能举荐，试用后征召到公府，担任管理百姓的长官，按照功劳依次补任郡守，或者就增加俸禄、赐予爵位，这是考核的当务之急。
我认为应该公开他的身份，采用他的建议，让他详细制定考核州郡的办法，办法制定后就施行，设立一定兑现的奖赏，实施一定执行的惩罚。
至于公卿和朝廷大臣，也应该按照他们的职责考核。
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朝廷大臣，负责进谏和弥补缺失，没有善行不记录，没有过错不检举。
而且天下非常大，事务非常多，确实不是一个人的智慧所能全部了解的。
所以君主是头，大臣是四肢，说明君臣是一个整体，相互需要才能成功。
因此古人说，廊庙（朝廷）的栋梁之材，不是一棵树就能支撑的；帝王的伟业，不是一个人的谋略就能完成的。
由此说来，怎么会有大臣只尽自己的职责就能达到天下大治呢！
而且平民之间的交往，还有人为了坚守信义不惜牺牲生命，为了报答知己不惜肝脑涂地，为了追求名声不惜坚守气节；何况那些穿着官服、站在朝廷上，官至卿相的人，他们所坚守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义，所感激的不仅仅是知己的恩惠，所追求的又岂是名声而已呢！
那些受到恩宠和俸禄、担任重任的人，不仅仅想让明君超过唐尧、虞舜；他们自己也想置身于稷、契的行列。
所以古人不担心治理国家的决心不够，担心的是自我担当的意识不足，这确实是君主造成的。
唐尧、虞舜这样的君主，把职责委派给稷、契、夔、龙等人，要求他们取得成功，等到他们有罪时，就处死鲧并流放四个凶恶的家伙。
现在大臣亲自接受明君的诏令，为眼前的事效力，那些日夜为公事操劳，谨慎勤勉、特立独行，担任官职不屈服于权贵势力，执法公正不偏袒自己所亲近的人，正直地说话、正直地行事来对待朝廷的人，自然会被明君察觉。
如果有人把享受俸禄当作高尚，把沉默不语当作智慧，担任官职只求不被指责，站在朝廷上只求保全自己，行为谨慎、言语谦逊地对待朝廷的人，也会被明君察觉。
如果真的让那些只求保全自己、保住职位的人，没有被放逐斥退的罪名，而那些为公事尽心尽力的人，却抱着被怀疑的态度，不弘扬正义却让私下的议论成为风气，即使让孔子来谋划，也不能充分发挥一个人的才能，更何况是普通人呢！
现在的学者，学习商鞅、韩非的学说，崇尚法家的权术，竞相认为儒家的学说迂腐不切实际，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最坏的社会风气，是创业的人应该谨慎对待的。
后来考核制度最终没有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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