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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杀人者死，却无法杜绝杀戮；伤人者刑，却无法消除伤害，说明重刑只能威慑未犯罪者，不能根治恶行。
要从根本上止息犯罪，莫若先施德教。
若等罪过彰显再用刑罚，就会导致该杀的人未必死，想伤人的人未必受刑。
放纵而不教化，百姓就会陷入刑网。
因此，刑罚的作用在于约束不可挽回的恶行，而礼教则能明辨善恶，在杀人之前劝止其情，示以耻辱，在伤人之前羞愧其心。
所以轻微过错可通过教化消除，不必等到犯罪受刑。
最终不得不施刑的，已是教化无效之人，此时即便伤残其肢体，也是为除天下之害，又有何不妥？遵循此道，风化可渐趋淳厚，刑罚可逐渐减少。
，！
周成王、周康王时期，难道是靠严格执行三千条刑律才实现刑措（无人犯法）的吗？实则是德教浸润的结果。
汉初吸取秦朝酷刑的教训，推行宽厚政策，公卿大夫以议论他人过失为耻。
汉文帝崇尚清静无为，张武受贿，他赐金使其羞愧；吴王刘濞不来朝见，他以礼教导其过失。
因此吏民乐业，风气淳厚，每年仅审理四百起案件，几乎无需用刑，这难道不是德刑兼用的成效吗？如今主张刑罚者，不先论德教之益，可谓舍本逐末。
现行法律中，死罪与古代相同，免死的罪犯最多服五年劳役，释放后仍可回归社会。
因此百姓不知羞耻，屡屡犯奸盗，导致刑徒众多而治安混乱。
若教化不行，刑罚得当，一旦受刑（如肉刑），终身不得为良民，邻里尚且以此为耻，何况乡党、朝廷？如此，类似夙沙、赵高之流的奸人就难以作恶了。
古代通过言行考察善恶，君子自然远离刑罚。
若因过失犯罪，可通过‘八议’（八种减刑特权）宽宥。
像卞和、司马迁那样的冤案，是滥用刑罚的结果。
若治国失道，即便没有肉刑，仍可能有人被处死，何况恢复肉刑呢？《汉书》记载：‘斩右趾、杀人后自首、官吏受贿、监守自盗等罪皆处死刑。
’这正是班固所说的‘应当活命却被处死’的情况。
如今不忍见伤残之惨，却安于诛杀之痛，这正是治国最应优先改变的啊！”
魏明帝太和四年，钟繇去世。
明帝身着素服亲临吊唁，赐谥号“成侯”
。
（《魏书》记载：有关部门商议谥号时认为，钟繇从前担任廷尉，审理刑狱时明辨疑案、决断纠纷，百姓无人怨恨，堪比汉代的于定国、张释之。
明帝下诏说：“太傅功高德厚，位至太傅，评定谥号时应先依此标准，同时也要褒扬他如廷尉于、张般的德政。”
于是策赐谥号为“成侯”
。
）钟繇之子钟毓继承爵位。
早年，魏文帝曾从钟毓的封邑中分出部分，封钟繇的弟弟钟演及儿子钟劭、孙子钟豫为列侯。
钟毓，字稚叔，十四岁便担任散骑侍郎，机敏善辩、谈吐风趣，有父亲钟繇的风范。
太和初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围困祁山，魏明帝打算亲自西征。
钟毓上疏劝谏说：“策略贵在朝廷制定的全胜之策，战功重在帷幄中的运筹帷幄。
陛下无需离开殿堂，即可决胜千里之外。
您应当镇守中原，作为震慑四方的后援。
如今大军西征，虽有百倍声威，但关中的物资消耗巨大，损失不止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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