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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你的人说：文祖韩愈，诗法黄庭坚；奏疏所陈，直追欧阳修、苏轼；志量所蓄，不亚于陆贽、范仲淹。
这睦诚足以让你显露于天下。
道丧而文敝，全赖贤者起而振兴，这并非小补。
然这只是君子不得志时所为。
贤达而位高的人，就应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
很久以来，士大夫陋习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消磨时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祸始犹恐来不及，怎么能复蹈覆辙呢！
你的几次大疏所陈，动关至计，确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
但言之而未见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对国家没有补益，而你的声望因此日降；我想这不是贤能者的胸怀。
比起陆、范的志量差得远了。
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你的雅量达到这种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负天下之重。
我希望君能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集思广益，才差不多。
遵循欧阳修、苏轼的志节而自许，博采韩愈、黄庭坚的词华而自豪，这在承平无事的时代，可以优养大臣的声望，但并非当今的急务，更无以救治乱世。
称颂你贤能的人说：“其廉可师”
；明察你志向的人说：“以身殉国。”
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许，曰：“不爱钱”
、“不惜死”
，何等壮烈！
虽然，以此二者让人明察你的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贤豪的势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就距离甚远！
贞女在众人面前自夸说：“吾能不**”
，不**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事而只以末节自张，这是何等的浅陋啊！
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欲驱天下智勇才辩之士，捐坟墓，弃亲戚，出没锋镝以与敌斗，非赏不劝。
汉高祖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余授首。
项羽印信不忍给别人，而韩信、陈平终于弃他而去。
所以滥赏则有才志士耻与庸人为伍，而吝赏又无以维系豪杰之心。
以廉自奖，又将以廉绳人，那些功名之士，就会掉臂而去。
所以说：廉介操守，以语自待之志则可。
而大臣之道，就不仅那些，更非可以推却责任。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
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形势不同，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且塞其责。
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采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相业。
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戒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
于天下。
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
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接到刘蓉的信后，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晕，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
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
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似乎？”
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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