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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
。
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之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
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
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
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
，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
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
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种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
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
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
，决不轻弃其“根本”
；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
的特点。
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
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
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
，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
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
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
不久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
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
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
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遥控了。
不得罪巨室，即势家大族，是为官不败的第一个方法。
当官的人无不知道个中奥妙。
如果在一个大城市，同驻两个各不统属的机构班子，官与官就很难相处了。
如果再加上一个旗人官僚，一个汉人官僚，麻烦就更多了。
过去胡林翼处处忍让旗人官文，甚至不顾他二品大人的体面，当官文的小老婆过生日时，率领所有文武一同贺寿。
到了曾国荃与官文相处时就不一样了。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
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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