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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美德，“假谦”
自然也威力无比。
其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易于团结人；其二，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易于骄敌；其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敌疏于防备，伪谦假恭皆出于迷惑政敌的官场斗争需要，攻则出其不意，守则无懈可击。
曾国藩为了攻守平衡，而不是张扬自己的傲气。
用面具遮掩内心，是一种诡秘的招术。
“寄人篱下”
以及为官的人都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当别人让你如何如何，而你又不想如何如何的时候，进退逆从最难抉择，曾国藩的给面子与忍隐抗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启示。
曾国藩最熟悉官场风气，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
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
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
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
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
。
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
，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
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
；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距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
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为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
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
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
，仍令其驰援苏常。
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
，可选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
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
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
。
显然，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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