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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把“经济”
之学明确地作为孔门学说中不可缺乏的独立门类，讲求经世之学。
他一变理学家的传统，抛弃了理学只讲心性的空疏、迂腐的作风，不仅大力发挥理学维系封建纲常的作用，而又特别注重恢复理学的经世功能。
曾国藩在“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的基础上，把某些理学家三种学科的分类，即义理、考核、文章，改为四种，即义理、考据、辞章、经济。
他指出：
为学之术有四：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
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语言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之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考阙一不可。
曾国藩将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目的是为了转移世风，力图使传统文化更有效地服务于政治和社会。
为此，他一生不尚虚文，大力强调史学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理学经世”
这一总体方针指导，随着时代的变化，适应历史的需要，面对西方文化与武力的冲击，曾国藩才在以后接受了“中体西用”
的思想，本着理学经世的总方针，曾国藩主张学习古人，要多看书籍，学习今人，就要多找榜样。
对于前代沿袭的错误，应该从我辈变改，前世所没有触及的，我们应该自我创立。
正是这种“多觅榜样”
、“自我创之”
的务实创新精神，使他摆脱了防外仇外媚外的心理障碍。
他说：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若在我者，抉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亦罪也，德之亦罪也。
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此番自白，反映了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把经世之学和理学和谐地统一。
这种统一，反映了传统文化在时代冲击下的应变要求。
曾国藩对儒学的“礼”
做了极为独到的发挥，认为经世之术就是以礼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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