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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不倦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对党内某些工作，某些人的工作作风，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过去我们谈话时，他曾几次劝我和也频只从事文学创作，不要卷入政治漩涡。
我们没有听他的，一个牺牲了，一个又陷进牢笼；但他始终是而且经常是照顾我的。
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一个严肃的、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平时，还常有个别党员同志去他那里。
因此，现在我认为如果找着他，便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与党联系的机会，我要立刻与他们通信，得到回信后，我就去北平。
第三步，便是安排母亲和孩子们回湖南。
这时，我不能把我的全部打算对母亲说。
但母亲似乎懂得我的心情，她也什么都不说，好像命运已经这样安排定了，她情愿挑着这副重担，我的一对儿女，勇气十足地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底回湖南去了。
是的，即使我什么也没有说，她也不问，但她察言观色，能够体会到女儿的痛苦，女儿的向往，而且勇于挑起重担，与我分扰。
她在一九三七年收到我从延安寄给她的信后回信说：“我知道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大家去的，也相信你不会舍弃我们这个小家的。”
多好的母亲呵！
我把当时几篇文章换来的稿费全给了她。
她来信让我宽心，说她的挚友蒋毅仁可以照顾她。
蒋毅仁的丈夫是地主，但她在家是受歧视和排挤的，因此她长期独住在常德。
母亲便住常德忠靖街蒋毅仁的房子，可以不付房钱，而且还可以把租出去的另外几间的租金，每月挪来作家用。
这幢房子是用我母亲的名义、实际是她的女友蒋毅仁平日一点积蓄买下来，为自己养老送终作准备的。
母亲告诉我这些，是让我知道，在困难中，在战乱的年月，蒋毅仁对她、对我的子女都有一份很重的情谊。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把母亲接到北京，毅仁不愿离开故土，我便按月寄十五元生活费给她，直到她离开这个人世。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四日，是我三年前被绑架的日子，我去北平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我从沈岳萌（沈从文的胞妹）处要到一张去北平的往返免票。
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
这种免票凡是铁道部的职员都有，不论旅途远近，都可以乘坐。
同时我去信给李达夫人王会悟，告诉她我要到北平看望他们。
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
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
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或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
这天谭惕吾、方令孺恰巧都来看我，看见我情绪很好，都诧异地问我：“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一天曾经是我的死日，现在又变成是生日了。”
她们始终没有弄懂，还以为真是我的生日。
大约就在一两天后，我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苜蓿园。
我带了几件换洗衣服，装在一个普通的麦秸编织的提包里。
走到路口，我回首望了望这屋子的茅草顶，也许就要同这间屋子永别了，同这三年来的痛苦永别了，我可以找到党的关系了，我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压制不住心的跳动，真以为自己长高了一截，脚不是站在地上似的。
我刚走到中山路口，准备乘公共汽车，斜路忽然走出来一个人，顺手把我的提包抢了过去。
我大吃一惊，转头一望，原来是韩侍桁。
韩侍桁是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
那时左联常派自己的盟员去大专学校讲演，在学校建立左联小组或左联领导的文学研究会，我和韩侍桁曾有几次一道去；我还去过他的家。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左联，仿佛听到过有人传说他的坏话，但不很确实，我只能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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