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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我，听说我被绑架后，她曾经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她明说国民党对我是不会宽容的，曾想杀我灭口。
只是因为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没有敢动手。
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
原来在一九三三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
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
一九二九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二〇四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们和我母亲住二层楼。
一九三一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
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十一天，即五月廿五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
文章发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52号、53号合刊上。
但发表时，刊物主编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
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
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
’此电使我们很放心。
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
（胡适，六月一日。
）”
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
此后一九三四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
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
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直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
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
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
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
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
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得很少。
他见我在一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钱，养息身体。
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
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
这时，我得到一个对于我是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得到李达夫妇的消息，他们于一九三三年迁居北平；现在李达仍是一个著名教授。
果真如此，我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一条缝隙了，这条缝隙也许能透出一缕阳光，真是太好了！
李达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一大的代表。
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移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便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联系布置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曾在上海声明脱党，不参与政治活动，而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术研究。
他翻译论述惟物辩证法的专著很多，成了著名的学者。
一九二二年我在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曾是他的学生。
那时他主持平民女校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以后我在上海，与他们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被捕遇害，我曾避居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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