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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似乎是第一次以兵士为题材的,我是喜欢过的。
“一·二八”
前后,他搬来上海,我们一起开过会,游行示威时他和杨骚、楼适夷在左联队伍前面打着大旗呢,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是同志。
我以为看到他,就等于找到了左联,找到了党。
我多高兴啊!
第二天我独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风景区鸡鸣寺,八点钟的样子,游人很少。
我无心观望风景,只是在山门前的道上和后边阁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张望,焦急地等待着。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张天翼果然来了。
这时,只在这时,忽然有许多从来没有想到的往事和问题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是党员吗?他能为我保守秘密吗?他能见义勇为,为我担受风险吗?我不能够明问,只在心里暗自掂量着,过去我曾听说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谋生还是掩护?他的姑父邵元冲是国民政府的要人,邵元冲是否同情共产党,他们之间关系的深浅究竟怎样呢?……我审慎地望着他,又无暇仔细深思,毕竟喜欢压过了一切。
他是左联的盟员,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样严重,为什么他不住在杭州(他的父母住在杭州),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元冲这种社会关系正好为他做掩护?总之,我还是相信他,那些怀疑一闪即过,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
我们像老朋友那样排排坐在鸡鸣寺阁子前的小路边上,我焦急地问他上海左联的熟人的情况。
他告诉我,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冯雪峰已去苏区,周扬、夏衍去了日本,钱杏邨不容易找着;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
这些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我不知怎样才好。
这时是初夏,可是我却像深秋时的寒蝉,隆冬时的僵虫,说不出一句话,连动也不能动了。
我能不能求一求张天翼,把我带走吧!
一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炼狱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
这一线希望我能不紧紧抓住,求他施展神奇,给我一丝阳光,给我一条生路?我木然地望着他。
他也只摊开双手,无言以对。
他也问到冯达,问到姚蓬子,我也简单地答复他。
那种种艰难处境,我的痛苦的历程,我内心的打算,对他的希望,都给一时的沮丧噎住了。
我是否应该向他完全打开心扉?我迟疑着。
一个受惊的,被关闭幽禁了一年,几乎窒息而死的人,已经习惯随时随地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为着防备别人,话到口边便咽下了。
满心想把别人当成知己,无所不谈,却又顾虑重重,踌躇不已。
太阳快当顶了,只得同张天翼分手告别,懊丧不安地、如有所失地踽踽独行,又回到那布满愁云的阴暗的住所。
以后在南京,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幢楼房。
后来我搬到苜蓿园去后,天翼来看过我,而且最后在一九三六年,还是他带来了党给我的信息,并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离开南京去到上海。
因此我对他一直是充满着感激,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为我冒过的风险,给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 方令孺女士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在医院生了祖慧。
我这时的心境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与悲伤。
回忆一九三〇年我生了祖麟,只两个多月,他父亲就被捕,三个月他父亲就被杀害了。
我不得不把婴儿送回湖南交托给我母亲,我只身返回上海,继续苦斗。
一个做母亲的,一个有着母性本能的人已经太难忍受那抛离亲生儿子的痛苦了;而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
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
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
因此我得首先背负着一时无法分说的耻辱,也许还得就此终我一生。
十月半我从医院搬到中山大街。
因为我不愿再回到螺丝转弯,我要离开那变相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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