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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
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
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
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
。
何况在“宣言”
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
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
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
蓬子！
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
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去了。
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
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
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
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
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
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
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
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
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
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
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
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
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
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
在这种影响下，希望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
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
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
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
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的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十六 冯达的打算
冯达同我的一次谈话，我永远记得。
这大概是在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良心上的斗争。
在搬到明瓦廊新居后的几天，一个晚上，他很慎重地对我说：“丁玲！
我不应该瞒你，我一定要告诉你，离开曹家的那天晚上，我到他屋里去了一趟，他谈到了我们搬家的事。
他说以后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让我们独立住家；但这不是说你完全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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