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魍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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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囚居回忆
一 被捕之前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
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
在母亲面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编了一个谎言：说胡也频将去苏联，不能一路同来看她；我一个人在上海无法带孩子，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抚养。
母亲慷慨地答应承受这个重担。
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真情。
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
原来比较熟，可以常常来往的沈从文兄妹随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夫妇是我惟一亲近的熟人了。
李达曾是平民女校的负责人，我一向是把他当作老师的。
他的夫人王会悟是一个热情的女性，一向对我好，而且是最爱护我的纯真的读者。
三〇年也频被捕后，他们主动邀我搬到他们家去暂住。
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这种情谊是极不容易有的，是极可贵的。
因此我对他们夫妇的感激之情是永远不会淡漠下去的。
李达以他多年的处世经验，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曾经劝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
因此，这时我有一些话不便在他们面前说，但我很需要他们的友谊。
除了他们家我能够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后，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便越发感到孤独。
在这种无援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我这时是二十七岁。
虽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过，上过学，可那时都是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同爱人在一起。
如今独立生活在大上海，一个人在万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举步艰难，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
穷思苦想，我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
我有许多负担：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
也频已经牺牲了，我应该继续冲向前去！
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杀害他的国民党刽子手们能够放下屠刀放过我吗？第二是经济上的压力。
我应该奉养我的母亲，应该抚育我的孩子。
他们每日的吃、穿、住，都应该由我筹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写多少字啊！
过去是两个人经管两个人（母亲还有一点点积蓄），现在是一个人担负三个人，并且是两地为生。
第三是创作上的压力。
我该写什么呢？我旧有的一点点生活，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经写腻了。
我需要开拓创作的新天地，我必须到大众的生活中去。
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种种问题横积在我的心头。
我坐着，痴痴的；躺着，闷闷的。
在马路上走着，心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又被抛下。
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
那是我自己这一段生活的写照，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会更理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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