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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宣言秘密征集了280人签名，于12月12日发表。
上海各界民众运动以《宣言》的发表为序幕，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犹如燎原之势迅猛发展。
12月27日，正式成立了“上海文化救国会”
，在成立会上，陶夫子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具体主持教育界的救亡运动。
陶夫子领导的《生活教育》杂志社、山海工学团也以团体的名义加入该组织。
会后，发表了《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
随后，上海教授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中学生救国会相继成立并纷纷发表抗日救国宣言。
1936年1月6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了陶夫子亲自起草的《国难教育方案》。
同月23日，正式成立了国难教育社，一致推举陶夫子为理事长。
国难教育社的成立，标志着陶夫子发起和领导的国难教育运动正式开始，陶夫子也由过去用教育改革来配合政治革命的教育家，成为以从事救亡运动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活动家了。
1936年1月28日，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救国会、大中学生救国会，在市商会大礼堂共同发起召开了“一·二八”
事件四周年纪念大会。
到会代表800余人，公推马相伯、何香凝、沈钧儒、陶行知等10余人组成主席团。
先由沈钧儒报告开会宗旨，次由青年歌咏团领唱《义勇军进行曲》、《一·二八纪念歌》，再由陶行知、李公朴、史良等发表演说，当陶夫子用热烈、悲愤的语调讲到“我们今天损失的国土，有现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生老家浙江省二十八个大”
的时候，群情激愤，当场高呼“打倒卖国贼”
、“国人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等口号。
会议并通过四项议程：（一）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创办《会刊》和《救亡时报》，并当场选举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等30人为理事；（二）筹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
；（三）援助被捕爱国分子；（四）抗议公共租界在曹家渡捕人，干涉救国运动。
会后，全体与会者，在主席团成员带领下，一路游行到庙行，公祭“一·二八”
上海保卫战中英勇牺牲的十九路军将士，沿途有上万爱国学生、群众加入队伍，从而促进抗日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陶夫子因已去香港作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的最后准备工作，没有参加会议，但仍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陶夫子在香港的月余时间里，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参加了由胡愈之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的讨论，陶夫子和邹韬奋在香港先行签字，然后由邹带到上海，与章乃器、沈钧儒作进一步的修改。
7月15日，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签名的这一重要文献，在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重大反应。
8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团结御侮——复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先生的公开信》，对《团结御侮文件》予以高度的评价。
毛泽东的公开信发表后，更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对《团结御侮文件》的重视。
此后陶夫子受救国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
曾去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游说各友邦不向日本出售军用物资和团结华侨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38年秋回国后，于年底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推行战时教育，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
他热爱党，认真做到是一位“无保留地跟随党走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
抗战胜利后，参加国统区反内战的民主运动，成为国统区有威望的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我与陶夫子在1936年下半年分手后，就未有再见面，1946年7月20日，当我在山东解放区从广播中听到陶夫子逝世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他的伟大形象，一幕一幕印在我的心中。
下面，我还要叙述陶夫子在办山海工学团的教育实践中留给我的教益。
山海工学团是陶先生在上海创办的一个很重要又很有影响的事业单位，也是上海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一直隐蔽发展的有力据点。
我从1932年冬到此后，1935年担任团长（即校长），直至陶夫子出国，一直受到陶夫子的教育熏陶。
山海工学团设在孟家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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