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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教育家，又讲求要为人民做实事，总想寻找办法在教育上对国家、对人民做些有所助益的实事。
同时，他又是一位人民诗人，以其热爱人民的感情，抒情言志，流于笔端，付于行动。
而面对的政治现实，又是不能回避的，他原先不擅于进行政治活动，但需要他投身斗争行列时，他是热烈勇敢的，而对于政治上的先进政党（中共）和其党员，他是尽力在其能做到的范围内，极力予以爱护、帮助的，这就是陶夫子由党的朋友发展成为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维什克的内在原因。
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是陶夫子这一发展过程的见证人之一。
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在酝酿成立同盟的时期，宋庆龄经常同陶行知在史量才公馆会面，讨论时局、政治问题。
有一次，马荫良在场，一直谈到深夜12点钟。
在同盟成立时，当时新闻界对此多采取回避、不支持态度。
而《申报》不但采取积极支持态度，还派出两名记者参加同盟，担任总会和分会的执行委员。
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杨杏佛从哈佛大学学习归国，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执教，是陶行知早年的同事，杨杏佛的死，令陶十分痛心。
岂料杨死后的第二年，史量才又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于沪杭公路上。
晓庄学生的血，挚友与爱国志士仁人的血，都促使陶夫子更坚决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3年，英国前陆军大臣马莱爵士率领“世界人民反战大同盟代表团”
到上海，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百般干扰破坏，在地下党及宋庆龄为首的一些进步人士的奋斗下，远东反战会议终于在上海开成了。
陶行知支持了这一会议，并带着马莱爵士等到山海工学团参观，随便找了一个孩子张健问了几十个问题，他对答如流，马莱爵士被这个孩子辩得哈哈大笑。
陶夫子一直不插嘴，只作他们的翻译。
这场“舌战马莱”
，给马莱和在场的外国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5月，陶夫子勇敢地参与了由蔡元培领衔的100余人发起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
5月14日，上海市青年会举办科学的社会主义讲座，尽管上海警察局到处布满暗探，他毫无所惧地赴会。
这一时期，他认真阅读英文版的马、恩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在阅读。
也就在这年的3月15日，晓庄学校在沪学生集会纪念创校日，他为自己所创作的《锄头舞歌》添了一段歌词：“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
联合机器来革命呀！”
这首歌在国内外广为传唱。
陶夫子说：《锄头舞歌》之所以赶得上时代的精神，最重要的还是后头这一段。
这说明，他在教育实践中和参与革命活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工人的重要。
因为，他这时已在沪东、沪西工人地区，办了好几处工人夜校、劳工幼儿团，经常接近工人，交了一些工人朋友，朱冰如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这一时期陶夫子还与左翼“剧联”
的田汉、“社联”
的杨东莼等过从甚密，经常邀请左翼文化界人士到工学团来演讲、演剧，教唱进步歌曲。
至于和“教联”
的地下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帅昌书（即丁华）等，都是他的学生，接触更多。
每年3月15日的纪念创校日座谈会，当时受到“左”
的影响的陶夫子的学生，批评他不是正面与反动统治斗争，有改良主义幻想。
陶夫子总是含笑而听，深沉地思考。
他曾诚心诚意地对自己的学生，一些青年共产党人说：“我是你们的篱笆，当心别把我冲倒了。”
这是何等感人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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