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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名是有含义的。
他曾解释说：蒋介石杀人如割草，我在这里主张“不除庭草留生意”
，岂不是有意和他们唱对台戏嘛？……我要一本初衷为革命保留生机！
陶用“斋夫”
笔名发表的文章，大多不足千字，短小精悍，文笔犀利，观点鲜明，熔战斗性、讽刺性、幽默性于一炉，深受读者欢迎。
如1932年1月8日发表的《颠倒的逻辑》：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
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
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
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
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
陶夫子公开与蒋介石、孙科唱反调，观点是何等的鲜明。
在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事》，于2月15日上午，送到《申报》广告处。
广告处的律师发现了这个启事称243人脱党，而具名只有“伍豪”
一人，有明显的漏洞。
本着公正的立场，即决定16日暂不刊登。
但2月16、17、18日，其他报纸刊出了。
19日，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申报》不得已于20、21日刊登。
伍豪是谁？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做秘密工作的化名，而周已在此之前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去了。
为了拆穿反动派炮制的假声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请《申报》用广告处的名义，巧妙地以《伍豪启事》因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的复函作为广告刊出，由地下党付广告费。
申报馆经理马荫良请示史量才，史和陶夫子商量后，立即同意刊登，并不收广告费。
这个巧妙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送来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致未刊出。”
这种由报馆广告处刊登的广告，从无先例，读者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脱党启事中的伍豪，并非伍豪本人。
同时3月3日，地下党组织又请《申报》常年法律顾问法国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别名）刊登重要启事。
《申报》于4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好友函电存问。
唯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至此，国民党反动派阴谋遭到全部破产。
陶夫子不是共产党人，在自己尚未被解除“通缉”
之前，能以一腔正气，面对邪恶势力，针锋相对与之斗争，他这一高贵品质，有如凌霜雪而傲然怒开的寒梅，令人肃然起敬！
我是1932年冬才和陶夫子相处的，在此之前有关陶夫子的上述情况，他从来未有向我们谈过，似乎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不值一提。
我是从地下党同志及了解他当时情况的同志，尤其是从当时《申报》馆经理马荫良在《陶行知和申报》的回忆录中知道的。
陶夫子做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而难以做到的事，这是很难得的。
在我到山海工学团后，陶夫子的通缉令已在此之前被取消，可以自由活动了。
他在《申报》上写的如投枪、匕首的散文《斋夫自由谈》已印成单行本公开发行了，书名是由爱国老人马相伯题签的。
国民党对陶夫子通缉令之所以被取消，既有国内政局的变化，蒋、冯、阎大战以冯、阎的失败告终，蒋乐得做个人情让冯到泰山休养。
对冯既如此，对通缉陶的罪名自不能成立。
加上国内著名人士马相伯等与国际著名学者爱因斯坦等的呼吁，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取消对陶的通缉令。
从陶夫子在逃亡期间的活动，可以看出陶夫子的思想进步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向革命道路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工作方式、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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