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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了。
他把亲知、闻知、说知，分为直接和间接，把亲知直接得到的作为主要的知识来源，他的主要论点：“接知如接枝”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他又过分强调亲知，就有些片面了。
总之，他后来是与王阳明根本不同了。
三是与武训的关系。
陶先生称赞过武训精神，这是不够妥当的。
对这件事究竟怎么评价，还有待于商榷。
但他在国民党统治下，不依靠国民党政府来办学，他想采取武训式的向民间募捐的方法来办学，是办学的方法问题，是在反动政府统治下，如何为劳动人民办学的方式问题。
从政治上看，他的主张和武训不触及反动统治，反而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是不同的。
他的政治主张是从爱国、救国到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
因此把武训与陶行知简单地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要具体进行分析。
从正面来讲，他与我们党的关系，是由开始的同情发展到拥护和热爱的。
从我知道的情况看，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感染，与他有感情。
因为他不虚伪，正直，为劳动人民办教育事业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有创造性的见解，有日新又日新的追求进步的政治倾向，在旧中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旧中国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有这样一位老师也是不容易的。
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得益不浅，终身难忘。
在上海时，他虽然没有什么钱，可和我们地下党同志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他掏钱，从不让我们拿，他总说比我们容易找到钱。
他在一些日常小事上也是很感动人的。
至于后来他对周总理、邓大姐、董老们尊敬爱戴，表现他对党的路线衷心赞同，对党的拥护热爱，这是许多知道情况的同志可以作证的。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许多优良的传统，他继承和发扬了不少。
比如他在一首诗中说：“……好好坏坏由人说，心中如玉一块，恩怨有偶然，毁誉多意外，翻手成云覆手雨，朋友我不卖……。”
他的一生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在旧社会像他这样留过学、有能力有学问的人，追求个人升官发财是很有条件的。
但他却视此如尘土，以为劳动人民多做事为乐，这是一种难得的为人民服务精神。
这一高尚精神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旧中国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道路，往往思想状况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主流是在日益前进，日益向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因此，对陶先生，我们也要全面地考察其一生的言行，抓住其主流。
我认为他的主流是日益走向进步，走向革命，日益由向着劳动人民走向与劳动人民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说：看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
依此来看，陶先生的主流是十分清楚的。
（这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组访问我的口述笔记，经我看过。
时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劲夫注）
[1]原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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