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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陶夫子相处的日子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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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同志1982年在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早在1927—1937年这一段白色恐怖时期里，白区的党由于国民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过一个’的法西斯政策，和党内的王明路线，白区党被破坏殆尽。
……这时，异军突起，出现了以宋庆龄、何香凝、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为代表的非党员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还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他们对革命是立了大功的。”
（见《陆定一文集》781页）这段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因为就是在这段时期的1930年，我有幸在陶行知主办的晓庄学校里当了一名末期学生，陶行知在上海主办的教育单位里，1932年冬我去当了一名教师（称指导员），后来当了校长（称团长），和他过从较密，知道不少他被通缉逃亡到上海后的活动情况，并亲自受到他难忘的教益。
对于当时地下党的情况和陶先生怎样由党的朋友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是比较了解的。
围绕这一问题，回忆当时的历史往事，一位时代巨人的伟大形象，岸然立在我们面前，令我钦敬不已。
我为什么要去晓庄学校？因为我是一个穷学生。
我的家庭是下中农，父母带着五个孩子，由合肥老家迁居江浦，租种地主的地，经常借债，过着艰难的日子。
我是长子，父母费尽心力要我读书，以求改变门庭。
在十四五岁时，进了县城一家私立国文补习学校（也有数学、英文课程），每月除了交2元学费外，还需交五六元的膳费，这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父亲将大牛卖了再买小牛，省下一些钱供我学费。
母亲从离城数里的乡间，每天日出前挑送烧柴给学校，来抵付我的膳费。
有一次在冬日大雪天，我刚一起床，见到母亲穿着草鞋在雪地里挑柴送到学校，脚都冻有裂口了，我心里实在难受，再也不愿这样读下去了。
求教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兼老师邓西亭先生，他原是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的毕业生，向我推荐去晓庄学校，他说这个学校不收学费，住在农民家里搭伙，膳食费也便宜，适合你这样的学生。
这样，我就在1930年5月间去到了晓庄。
我到了晓庄后，学校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封闭，陶校长已被通缉流亡去上海。
但留下的师生仍在进行护校运动，不愿离散，并照旧进行教学活动。
晓庄学校的办学特点，不是按部就班上课，而是以好几所农村中心小学、农村幼儿园和一所劳山中学为基地，让来校的学生分散到各中心小学、幼儿园，参加“教学合一”
活动，学生在做上学，老师（称指导员）在做上教，经过这样的活学活用，学会当老师。
我被分到万寿庵中心小学，负责人是马侣贤，是我的合肥老乡。
我这时不满16岁，一个乡下穷孩子，来到这样的学校，虽感生疏，但又感到亲切、新鲜。
学校虽没有正式课，但常请专家学者来演讲。
这时是养春蚕季节，我听了几次有关养蚕的演讲。
读了陶校长和晓庄学生写的书，尤其读了陶校长写的《护校宣言》，把我的思想引入到一个新的天地。
到了暑假，南京宪兵司令部派了许多宪兵来捕人和驱逐学生。
我属于被驱逐者，就去到太平门蚕桑试验场地去半工半读学习蚕桑了。
“九·一八”
事件后，学生们满腔悲愤，参加了南京的学生救国运动，捐款支援马占山。
接着又发生了“一·二八”
事件，更增强了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满。
我从晓庄的农友陈金禄那里，知道了陶行知在上海的通讯地址，就写信给他，希望去上海。
他回信约我去谈话，见面谈话后，当即介绍我去山海工学团工作，我就于1932年冬，到了山海工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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