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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一直是非常艰苦朴素的。
在上海时期,他本人和他家庭的生活费用基本全靠稿费。
他在上海报纸上登过“卖艺”
广告,以写字、演讲、发文为生。
办学校、办事业就靠到处募捐。
在上海工人区办的工人夜校,陶经常去作演讲,和工人接触。
陶每周都下乡到山海工学团,有时直接和农民谈心,和农民小孩接触时,更是有说有笑,充满着感情,他具有为劳动人民办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有一副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符合实际情况,说的并不过分。
他还具有学术民主作风,不同的意见可以听得进去,不管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都能听进去,这也是他以后能不断向进步方面发展的一个因素。
像这样一个原先有改良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教育对象是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弟,教育方法又是这样的注重读活书,注重实践,这就使他能够接触广大的人民群众,接触当时的社会实际,因此也就使他容易接受进步的东西,容易接近进步的组织和接受进步思想,这就不同于一般的“洋学生”
了。
在当时出国留过学的人们中间,像他这样是少有的。
“一二·九”
运动以后,党的“八·一”
宣言传到了上海,陶先生很快就接受了,加上他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不断向他做工作,促使他直接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
他在上海期间,每年三月十五日(晓庄学校开学日)都作为“生活教育”
纪念日,举行集会纪念,进行座谈。
记得地下党同志每次座谈都指出:改良主义行不通。
还问他“生活教育”
的生活内容是什么,说明生活和教育都离不开政治,要他正视反动政府倒行逆施的现实,不能视而不见,空谈什么离开政治的生活教育。
对此他总是含笑而听,深沉地思考。
“一二·九”
后,他就明确表态,当前的“生活”
是国难当头,积极赞成推行国难教育,组织国难教育社。
在他出国以前,我们谈过话,虽然他自己没有正式提出参加党的要求,但明确表示支持我们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说明他对党是拥护、支持的。
在上海他所主持的单位里,地下党是占了领导地位的,成了我们党的重要活动据点。
由于他不断进步,逐渐认识到中国要独立富强,主要问题在于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
他与胡适是同乡,早年也是要好的朋友,后来陶先生走向进步,他反对胡适的反动观点,曾作诗嘲弄胡适捉了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帝国主义)。
由于政治上的进步,也就影响到他的教育观点的变化。
他刚从美国回来时是赞成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的观点的,后来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
以后,虽然一直还用“生活教育”
这个口号,但内容已经加了不少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东西了。
他过去仅仅是同情劳动者,反对不劳而获。
他有不少诗歌反映了他的观点和感情,如:“只为阔佬烧大菜,那问穷人吃糟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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