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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回国后就到重庆去了。
这时，我已参加新四军，到抗日前线去了。
我们也就没有再见过面。
从一九三二年冬到一九三六年夏这近四年的时间里，我和陶先生有不少接触。
他是搞教育的，后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他一生办的教育事业很多，也写了不少文章和诗歌，我所知道的有限，从我和他接触中所得的印象，对陶先生的看法是这样的：
他开始是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搞的是“教育救国”
、“科学救国”
。
他并不很清楚中国落后受欺压的根本原因，没有认识到政治上要推翻三座大山，要靠人民群众、各界爱国人士的团结，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执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才能摆脱旧中国的贫困、落后、受欺压的状态，才能取得彻底的解放和真正的独立；他却认为人民受到了教育，有了科学知识，就能救国，因此，他就努力从事教育，以此救国。
但是，他搞教育是有特点的：
一是他从事教育的对象是“劳苦大众”
，朴素地认识到要为劳动人民，按他的语言就是搞“平民教育”
，搞锄头舞歌、镰刀舞歌描绘的“农民教育”
。
到了上海以后，他又看到了工人重要，把农民、工人、城市贫民统称之为“劳苦大众”
。
他办学校、办事业都是为了“劳苦大众”
及其孩子们，他在实际上做到面向工农，包括城市贫民和他们的孩子们。
现在教育工会的方明同志，就是当年陶先生组织的“卖报儿童工学团”
的团长。
二是他提倡的教育方法与当时的教育方法不同。
他认为当时教育方法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他强调联系实际，“教学做合一”
，读活书；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倡即知即传人，提倡用小先生办普及教育，反对知识私有的“守知奴”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对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不重视，对教师的重要作用强调不够，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开始，他是赞成知行合一的，先头他的名字就叫知行。
后来他认为应该实践在前，“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知”
是经过“行”
才得出来的，所以他便改名为行知。
他重视和强调行即实践，是很可贵的，当然这里头有机械唯物论的东西，不那么辩证。
第三个特点是他有高度的事业精神，他具有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是穷苦的家庭出身，本人也是依靠勤工俭学上学的，这和他具有为劳动人民及其子弟多受教育而努力的观点有关。
在他的学生中，也是贫苦人民出身的多，赞成他的教育观点的学生也是贫苦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多一些，当然，其中也有不好的学生，但大多数是进步青年。
后来不少他的学生成了我们党的同志，还有的成了我们党的领导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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