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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陶行知时在上海，完全拥护这个宣言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积极支持“一二·九”
爱国运动。
他向人表示，迎接南下的学生代表，以便建立一个南北统一的抗日大联合。
他还纠合同志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其目的在于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在国难期间，陶氏教子：“要把自己青春的火药，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不要在盘子内浪费掉。”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页65）这个期间，胡适又如何教子呢？他对儿子说：“养成做工的习惯是第一要事。
没有‘丙’等分数的人可以做学问的，也没有‘丙’等分数的人可以做事有大成功的。”
（《胡适的日记》下，页535）胡适所注意的是“救出自己”
，“出人头地”
，陶行知所注意的是为着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
两种人生观，两种教育观点。
概括起来说，陶行知与胡适是在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出现的各有特点的典型人物：
陶氏出身于清贫的家庭，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提高劳动人民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终生。
胡适出身于官绅而兼商人的家庭，始终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崇拜帝国主义的势力，为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敌视人民革命的事业。
在认识论方面，陶氏经过探索之后，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主张实践出真知。
他的格言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这就是他的观点。
胡适宣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的“科学方法”
。
他应用这种方法研究旧中国问题，得出“五大仇敌”
的结论，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不在内。
（《我们走那条路》）这种方法究竟有何价值，可不言而喻。
他服膺实用主义，把真理看作是一时公认的应付环境的便宜假设。
环境改变了，他从倾向于“打倒孔家店”
转而尊孔，真理都在他手里，这就是实用主义的妙用。
在人生观方面，陶行知的格言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他说到做到，经过艰苦而英勇的奋斗。
不断追求真理，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胡适的格言是“救出自己”
，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
他见机而作，善于表现，养尊处优，成为具有剥削阶级文化修养的代表人物。
俱往矣，陶氏的风范永存，胡氏呢？
[1]原载《教育论丛》，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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