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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这种估计，显然是落空了。
陶行知开始也相信杜威的“学校即社会”
、“教育即生活”
“从做上学”
等主张，但陶氏不仅注意探讨教育理论，他又是一个教育实践家。
通过实践，他发现杜威这一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他于是幡然改图，经过不断探索，提出了“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等具有创造革新意义的教育学说。
“五四”
运动以后，中国广大青年，在马列主义思想影响之下，纷纷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这就使胡博士坐卧不安了。
他一方面大声疾呼，要“多研问题、少谈主义”
，同时又树起“整理国故”
这面旗帜，号召青年回到故纸堆中去讨生活，并荒谬地提出，释明一个古字，其功不在发现一颗新星之下。
后来，他受到抨击，只好装模作样地慨叹，“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中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
我们应该换条路走走了。
等你们在科学实验室有了好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
（《胡适文选》，页372），告诫青年搞了科学，回过头来还要整理国故，这就是胡氏的“迷魂汤”
，陶行知本人在青少年时期饱读经史，但他从不号召青年去钻故纸堆。
反之，他积极提倡“科学下嫁运动”
，认为，“资本家专有了科学，他们设立了科学研究室，开办了大学专门学校，可是能够享受现代科学成果的，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子女。
我们现在要做相反的工作，我们要做工种田的人得以享受近代科学知识……这就需要一个科学下嫁运动。”
于是他和一批同志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抗日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也注意使学生在各种知识和科学方面，打好基础，以便于进一步对专门科学进行深造。
三十年代开始，国难日深，青年学生目击时艰，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不断从事“抗日救亡”
以及“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
的运动。
胡适对此搬出他从外国个人主义者学来的法宝，喋喋不休地告诫青年，要先“救出自己”
、“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所以不宜参加群众运动。
1935年北京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
爱国运动。
胡适连忙发表致北平大学同学书：“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
不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页292-3）这样的论调显然是作为国民党政府策士的胡适妄施釜底抽薪之计。
心劳日拙，当然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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