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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者是统一的整体。
“教学做合一”
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
“教学做合一”
的方法是由生活教育的本质决定的。
“‘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
大众的教育法重视实践，重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教学做合一”
是陶行知教育的方法论，也是他的认识论。
这是他在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总结的过程中形成的，决不是什么建立在“行动生疑难，疑难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之后生断语”
的理论基础上的，也不是“抄袭杜威关于思维过程的理论”
。
在这里有必要把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
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探讨一番。
他早期关于方法论的文章有六篇：《教学合一》、《教学做合一》、《行是知之始》、《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教学做合一之下的教科书》。
他曾说过：“从‘教授’写到‘教学’，‘教学’写到‘教学做’，人家怕要疑我前后思想矛盾，其实我的矛盾处，便是我的长进处。
当选择旧稿时，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
所以我所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就是我所行的。”
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陶行知自己说明过发展的过程。
一九一九年“五四”
以前，陶行知撰写了《教学合一》一文，是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编蒋梦麟之请而写的，当时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
，“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
。
一九二二年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但是教学做合一的名称还没有出现。
这个理论是：“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教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
一九二五年陶行知在南开大学演讲时，仍用“教学合一”
为题，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认为可以改为“学做合一”
，陶行知说：“我于是豁然贯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
。
一九二六年陶行知撰写《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的原理作有系统的叙述。
教学做合一的系统的说法就是：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
教法，教学，做法是应当合一的。
我们对这个问题所建议的答语是“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怎样教怎样训练教师。”
一九二七年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一文中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
，强调“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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