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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陶先生不是把教育运动和救国运动合而为一了吗?不是把教育人民大众与解放人民大众斗争结合在一起了吗?
是的,生活教育运动,发展到了国难教育,就和抗日救国运动合流了,就变成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它的一个飞跃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陶先生又触怒了制定不抵抗主义政策的蒋介石,在救国会七君子未被捕入狱前,早已遭到第二次的通缉。
他不得不流亡海外,到美国和欧洲,到处宣传鼓动抗日救国。
“七七”
抗战后,国难教育跟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发展为抗战教育。
生活教育社出版《战时教育》杂志,鼓吹抗战教育,并且还向群众进行抗战教育。
不久,陶先生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战运动,蒋介石曾经邀请陶先生加入国民党,意欲叫他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个高级职位,陶先生干脆而坚决地拒绝了蒋贼的邀请。
武汉失守后,生活教育社迁到四川,陶先生就在那儿创办育才学校,设立晓庄研究所。
同时又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并加入民主同盟,成为该盟的领袖之一,变成了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
在蒋介石的不承认政策之下,育才学校的经费是没有着落的。
几百个孩子嗷嗷待哺,逼得陶先生不得不学武训,化缘办学,逼得他不得不为两顿稀饭而奋斗。
陶先生这位伟大的民主战士,相信真理,服膺唯物主义,并表示愿意接受唯物主义的思想领导。
因此,尽管处在反动派的高压之下,当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的文教大会的决议和毛主席在该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后,陶先生就遵照毛主席和文教大会的方针,组织好几千群众,开展群众文教运动。
抗战胜利后,陶先生就创办社会大学,并努力从事民主运动,以至于死。
这都说明,由于“认识了文化是政治经济斗争的武器”
(见陶著《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在“九·一八”
以后,特别是在“一二·九”
运动后,陶先生就把他所创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并服务于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
总起来说,陶行知先生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民族解放运动与民主运动,是发扬了中国人民的富贵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优良传统精神,再接再厉,奋斗不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坚强不屈的民族战士和民主战士。
他从亲身体验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和领导者,因此自从晓庄被封以后,特别是在“一二·九”
以后,他不畏强暴,不顾一切诬蔑和迫害,和共产党携手奋斗,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位共患难的亲密战友。
开始他在“摸黑路”
,走了一段改良道路。
“九·一八”
以后,他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和革命运动的影响,逐渐倾向革命。
到“一二·九”
运动以后,就大踏脚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跟着毛泽东的旗帜前进。
[1]原载《东北教育》,194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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