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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人民大众连饭都吃不饱，哪有福气来娶自然科学小姐执箕帚、做茶饭？结果，科学下嫁运动就被地主买办阶级的魔手所窒息而夭折了。
在倡导科学下嫁运动之后不久，又进一步着手以劳苦大众为对象，提倡“即知即传人”
，倡导用小先生制，传递先生制，从事普及教育运动。
一面在上海附近大场等地，创办乡村工学团，继续开展乡村教育；一面在城市里开始面向工厂，推行工人教育，面向城市贫民，组织贫民教育。
这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陶先生的心目中，除了农民之外，又加上了工人。
开始提出大众教育的口号，其对象为劳苦大众。
因此他就把他所作的锄头歌，增加一段：“光棍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
唱出了工农联合的呼声。
这就是说，生活教育运动，从乡村教育发展到普及教育，范围是扩大了，由农民扩展了到工人。
一方面，由于接受了过去的痛苦教训，体验到在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下，人民教育事业，是得不到发展的。
由于受到“九·一八”
国民党不抵抗召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高度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思想。
另一方面，又由于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启示，陶先生在“九·一八”
以后，是逐渐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倾向革命了，首先是要求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
因此，在伟大的“一二·九”
爱国运动爆发之后，陶先生就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先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成为救国会的领袖之一，变成了一个坚强的民族战士。
一九三六年七月，陶先生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号召，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主张国民党应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双方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抗敌之政权。
同年春，陶先生提出国难教育口号，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组织国难教育社，主编《大众教育》，开展国难教育运动。
这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陶先生对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有了很多重要的新的发挥。
他肯定的说：“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
又说：“为什么要大众教育？中国遇着空前的国难，这严重的国难，小众已经解决不了，大众必得起来担负救国的责任，而中国才可以有救。
……”
“大众教育是什么？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
……大众教育只有一门大功课，这门大功课里是争取中华民族大众之解放。”
（见陶著《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他又明白指出：“国难教育的目标，是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
国难教育的组织，是成立各界大众救国会及各界大众救国会联合会，以实施大众之国难教育。”
（同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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