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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整个民族必须很快地实施下列六大训练才能挽救国家。
1.普遍的军事训练；2.普遍的生产训练；3.普遍的科学训练；4.普遍的识字训练；5.普遍的民权训练；6.普遍的生育训练。
当时，山海工学团设在上海郊外的乡村。
有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棉花工学团……主要的意旨是帮助农民来改造他们的村庄，等到他们能独立以后又去创办他村工学团，如此和大众结合起来，以求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
于是，从山海工学团为起点，便开始向附近各村普及这种教育。
所用的教育方法大部分仍是继承以前晓庄学校的。
不过在这里已有了新的发现，除提出“科学”
与“团结”
以外，更显明地标出不是为个人求出路的个人主义教育，而是为整个民族求出路了。
为了要使这种教育迅速地普及全国，在穷的中国如果用正统派的方法来进行，自然无法达到目的。
因此而有小先生理论的发现。
恰好那时儿童自动学校已在南京成立。
新安儿童旅行团也在没有教师没有任何人带领之下旅行到上海。
这更促成了这一思想。
其实小先生被发现，不过是师生互教共学共做的一个引伸。
等到一经明确地意识到了之后，才大大地提倡和运用起来，顿时风行全国。
普及教育运动以山海工学团为起点，之后就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了，而有普及教育助成会的组织，又产生即知即传的办法，提倡传递先生，把知识的火苗一传十，十传百地介绍到工人、商人及流浪儿童队伍里去，并在上海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有计划有系统地来鼓吹普及教育运动，提供普及教育办法，宣传小先生制。
凡是这一切，都不过是想在中国极困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来迅速地普及教育。
陶行知先生在这一运动中，曾提出“五千万匹马力的普及教育机器”
这一意见——主张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普教上去，而有一条原理，三种力量，六面压力的有力的指示。
一条原理是“即知即传”
，大人教大人和小孩；小孩教大人和小孩。
三种力量是：教育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教人民高兴一面求学；可以一面教人一面求学；不得不一面教人一面求学。
六面压力是：一，教师教的学生必须有半数以上教人，才达标准；二，学生不教人，教而没有成绩，不得升学或毕业；三，家庭、店铺、工厂，任何集团中的知识分子对不识字分子不肯教人者罚“守知奴”
捐；四，订立妨害进步罚款，使一般长辈，或有权者对于不识字的童工之求学不能阻止；五，城门、车站，码头及其他交通孔道，设立识字警察，检查行人能讲解千字课一课者放行，否则罚愚民捐铜元一枚，并追究其负责人；六，调查户口加入教育程度调查一项，使居留的人民不能逃避。
这一指示曾得到广泛的响应，而且一直到今天仍有其辉煌的意义。
我们称这第二时期的生活教育为普及教育运动时期。
生活教育在这一运动中曾作了很大的贡献，而且更丰富了它自己。
因为从生活教育的观点看来，社会就是大众的学校，生活就是大众的教育，大众必须承认它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
而许多普及教育的理论与方法，都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
它在这里的具体贡献是：一，即知即传，提倡小先生制与传递先生制；二，普及工学团合一的教育，即教一个人做现代人；三，特别提出团结救国，逐渐走上教育必须配合政治要求这一路上来。
陶行知先生自己曾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喜欢翻新花样。
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教育……那二十年内完成的普及教育计划之所以失败，却是我自己的错误。
我写那计划的时候，以为中国既系从农业文明渡到工业文明，便误认每年工业之进展，足以适应教育普及率逐年增高之要求，我们的幼稚工业在进展，足以适应教育普及率逐年增高之要求，我们的幼稚工业在帝国主义高压未曾铲除以前，决不许我们存这种奢望，那时候我对于儿童和大众的力量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于学校式的传统教育，还没有彻底看破……现在我们所发起的普及教育是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它是一个农业国的普及教育方案。”
生活教育在普及教育运动上逐渐走上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需求相配合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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