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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霞敏化身好奇宝宝。
“这个说来话长，北美白人的老家都在欧洲，那里是块好地方，受北大西洋暖流影响，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旱涝灾害较少。
公元1300年之前的300年里，欧洲气候温暖，人口持续增长，期间未发生重大灾害，百姓稍微卖点力就能吃上饭，可以说是安居乐业，上层建筑醉心宗教，以宗教的名义制造战争，削弱领主力量。
直到14世纪小冰期来临，气候变冷引发粮食减产和饥荒，欧洲也开始玩农民暴动，但灾害主要是气温低、雨水多，而非严重干旱，熬上一段时间，优胜劣汰死掉一批人，粮食就好平均了。
所以呀，欧洲的农民暴动通常不怎么坚决，仗都是打着看，一瞅天气变好了，一个个也就开溜了，打个屁仗啊，赶紧回家别耽误了农时。
再有呢，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小国林立、封建割据状态，国王直接管辖的官僚和军队规模较小，权力受限，且存在议会等机构对王权进行制约。
欧洲农民主要受封建领主或庄园主的剥削，领主与农民世代生活在同一地区，出于长远利益考虑，不敢过度压榨农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带领农民反抗不合理的摊派。
中国就不一样，对百官而言，没有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全他妈是皇上的，不趁着官帽还在头上戴着捞够好处，等告老还乡喝西北风去呀？
所以呀，封建时期的百官即使目光长远，也只会做利在当代之事，就因为着急权力变现。
封建时代数千年，百姓受圣人恩惠最大的就是青史留名四个字，都好名，都要点脸面，百官才没把事情做绝。
也正因为百官盘剥的厉害，最底层的百姓很难把家族传承下来，基本传着传着就灭绝了，像我们这样有机会来到这个世上，只能说明老祖宗出过了不得的人物，本身是官僚集团的一员，躲过了会灭族的盘剥。
所以呀，是个中国人差不多就可以自豪地宣布：小太爷是贪官之后，想当年我祖宗心情一不舒畅就宰几个百姓出出邪气。”
王霞敏笑得枝乱颤，“先生，我肚子笑痛了，你别逗我笑了。”
冼耀文轻抚王霞敏的小肚子，幽幽地说道：“欧洲人大抵上没吃过什么大苦，人相食的场面没有发生过几次，不像我们，最近的一次还不到十年，以后还会不会发生不好说。
合伙做生意最怕的就是责权不明，说起来生意是大家的，大家都得玩了命地干，但分红的时候却是几个大股东私底下偷偷分，压根没有小股东什么事，更别提散户。
长此以往，小股东自然开始磨洋工，欺上媚下，钻各种空子中饱私囊，大股东要么学朱元璋大杀特杀，但这么干的弊端，历史上早就写着，不可取。
要么学会当睁眼瞎，只要不是太过火权当没看见，主要的精力用在糊弄散户上，让他们相信生意还是大家的生意，即使吃不到大肥肉，也能跟着闻闻肉香。”
“责权明了又会怎么样呢？”
“散户清楚自己的分红会有多少，应该付出多少责任内的义务劳动，完成了义务，该歇就歇歇，活得不会太累。
想多拿分红，可以多干一点，拼命成为小股东，或者联合其他散户提出自己的诉求：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分红也该涨涨了。
当然，比起责权不明，更为可悲的是，生意好的前提建立在散户玩命干的基础上，这就无解了，无论生意好不好，散户都得累成猴。
白人不想累成猴，自然会排斥带着他们往猴子的方向进化的华人，华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勤劳，走到哪里都不会讨当地人喜欢。”
“勤劳也是一种罪？”
“而且是重罪，不遭排斥也会被利用，你们玩命干，有需要的时候，大股东会松开拴恶狗的链子，把劳动成果抢个精光，然后沉寂一段时间，开启下一轮。”
“哪里？加拿大吗？”
“哪里都有可能。”
冼耀文在王霞敏的手背上轻拍，“好了，不说这个，我打个电话。”
他的话音未落，电话响了。
王霞敏拿起话筒递了过来，他接过一听，是杨蕾孟打来的。
“老板，明天晚上在华尔道夫酒店有个晚会，你要不要参加？”
“你早上怎么不说，我中午刚有了安排，下次再有晚会早点通知，我好提早做安排。”
孔祥熙一家在国府失势退到纽约后，宋霭龄可能是出于通过社交活动维持影响力的需要，一直热衷于举办晚会，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概是看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晚会举办更为频繁，既借晚会拉拢华人精英人士，又勾连美国政商人士。
晚会举办的地址不是在孔府，就是在华尔道夫酒店，所以一听地址，冼耀文就明白是什么性质的晚会，他是惦记宋霭龄手里的钱，但并不想出席左右站队的晚会。
而且，杨蕾孟早上不说，现在不合时宜的打电话过来，明显邀请他参加晚会不是出自其本意，明天周六，可能顾维钧已经从华盛顿赶到纽约会小妾，也可能严幼韵在孔府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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