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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曾国藩在讴歌《中英江宁条约》是“万年和约”
，胡说什么：“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
左宗棠则坚持反对卖国的《江宁条约》，作诗书愤：“和戎自惜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
左宗棠的师承与思想基础，决定了他将是一员威震中外的反侵略、反卖国的英雄。
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受曾的理学思想影响颇深。
曾、左、李，就他们的阶级地位、政治处境与思想基础而论，有类同之处，有相异之点。
他们都受四书五经、纲常礼教的教育，决定了他们效忠于清封建王朝，然而，理学经世派曾国藩以王朝利益至上，不顾国家的安危、民族的荣辱。
地主阶级改革派左宗棠于王朝利益之外，尚知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
所以，当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他能置个人的荣辱、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进行反卖国、反侵略斗争。
左宗棠的思想特点是忠君、爱国。
李鸿章师承曾国藩，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挽曾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
李鸿章“薪尽火传”
，得到了曾国藩“内安外攘”
，即“内安外降”
的嫡派真传，所以，他的思想特点是忠君而不爱国，他一生的政治外交实践也证明了这点。
中法战争时期，左、李之争突出。
当曾纪泽与俄方谈判粗有眉目时，清政府命左宗棠回京以备朝廷顾问。
左宗棠迅即从哈密起程，不辞舟车劳顿，顶风冒雪前往北京，沿途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他害怕在赴京途中，曾纪泽订立新约，依然未能争回领土主权；朝廷是否真的要他长备顾问？担任什么职务？途中，他写信给朋僚说：此次赴京，“拟于展觐时，陈请以闲散长居京师备顾问，一则步履维艰，一则免入军机被人牵鼻耳”
，“庶可不作两节人也”
。
很明显，他深知军机处头领奕对李鸿章言听计从，所以不愿入军机处。
1881年2月，左宗棠抵京，清政府命他在军机处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并在总理衙门行走。
在军机处上班审阅李鸿章的《覆陈海防事宜疏》时，“每展阅一页，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
明日复阅一页，则复如此……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
。
这番表演，无异在嘻笑怒骂李鸿章，闹得军机处六神不安，奕只得奏荐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
左宗棠由“大闹”
军机处而脱离军机处，实现了他不入军机当官的宿愿。
在“塞防”
与“海防”
之争，要不要收复伊犁等问题的斗争中，李鸿章所向败北，竟由此产生了个人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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