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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条鞭法的专家梁方仲先生说，实行一条鞭法，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打破了两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
张居正开始对这个东西似乎兴趣不大、热情不高，在执政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想法，甚至对一些地方自发搞还不是太支持。
什么原因呢？上层的氛围不利于做出普遍推行一条鞭法的决断。
张居正执政初期，支持与反对一条鞭法的意见都很多，支持者认为一条鞭法负担公平、舞弊困难、税额确定、征输便利，反对者强调负担不平、无普遍适用性、征银于农不利、容易侵吞等。
当时的“议长”
——都察院一把手——葛守礼等老资格的高级干部，都明确持反对态度。
这倒不能完全决定张居正的态度，关键是他本人拿不准。
他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也没有机会到地方进行调研，所以对复杂的情况一时拿不准也是正常的。
拿不准的事，又很重大，高层的氛围似乎不适合做出立即推行的决断。
这个时候，张居正可能会做些说服解释工作，对态度积极者，说明推行的时机不成熟之类的；对反对者，说些不妨试试看之类的。
黄仁宇先生认为，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大明帝国的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但是即使在立法层面上，这一理想也距离现实非常遥远。
张居正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很可能对此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有这样一个证据：张居正执政的第5个年头，地方干部推行一条鞭法的积极性比较高，纷纷自发实行，张居正不得不表态了，他提出了两个同意推行一条鞭法的前提：一个条件是在南方试行，另一个是必须有得力干部主持。
这是张居正在写给家乡湖广省的“一把手”
的信里说的，他说：“一条鞭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
然仆以为行法贵在人，又贵在地。
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
但须得良有司行之矣。”
从这封信里，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这样的信号：第一，官场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比较高，只是“亦有称其不便者”
；第二，张居正本人对推行一条鞭法兴趣不大、热情不高，所以上来先突出强调最近也有人说这个办法有不便处；第三，他认为在南方可以搞；第四，他认为南方未必都可以搞，要有得力干部主持的地方才行；第五，有点儿被动同意的意思，所以用了“因之可也”
的话，因袭以前的做法搞搞看也可以吧！
到了张居正执政的第6个年头，他依然是这个态度，而且是用皇帝的名义以煌煌圣旨表达出来的，说推行一条鞭法必须因地所宜，“不许一例强行”
。
此后，鉴于不少地方干部对推行一条鞭法热情挺高，吏部的杨副部长给张居正写信，要求他加强干预。
张居正给杨副部长回信说：“我已经拟旨，准备再发文件（圣旨），重申要因地制宜，‘不必强行’；至于你信中点到的那些地方，你可以直接告诉这些省里的领导，文件马上就要下了，要贯彻执行这个文件，不要再搞了。”
果然，不久就又发了一个文件：“条鞭之法，前旨听从民便，原未欲一概通行，不必再议！”
如果联系到张居正的执政风格，他要认准的、想办的事情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和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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