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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但又拿不准的决策要看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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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体制的运作也不是没有规则。
明智的独裁者对公共问题的决策和昏庸的独裁者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前者要看高层的氛围，后者则近乎一意孤行。
看氛围，不是说他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或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
这个东西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或许仅仅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气场。
说这样的一段话，我是想把话题引导到前一节里列举的张居正施政的第二项“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作为均平赋役，解决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基础”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一项里，又分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在全国丈量土地。
据黄仁宇先生的看法，“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土地测量。
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而且，土地丈量本身也并非创举，只是对朱元璋立国旧制的忠实重复罢了。”
那么，一条鞭法又怎么样呢？作为张居正重大“改革”
成就而被津津乐道的一条鞭法，其实和张居正的政绩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他本人对推行一条鞭法并不积极。
说到张居正，往往会和一条鞭法联系起来，似乎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执政时期，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而且因为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因此把改革家的桂冠给张居正戴上，好像当之无愧。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
大明帝国度过建国初期男耕女织的田园时光，进入中叶后就出现了土地兼并的问题，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
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从保证赋役出发，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
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的流通作用上升，也为这一变革创造了条件。
所以，早在张居正出生前100年时，江南就开始了改革尝试。
以后几代领导有这方面的探索，方向就是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
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
在张居正还是孩童时，赋役繁重的南直隶（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和浙江以及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的许多府、州、县就实行了一条鞭法。
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主政南方，对推行一条鞭法很积极。
由于此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不少地方干部热衷于在本地实行。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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