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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体制上说,西欧苦于封建领主制度下市场分割、政令不统一,开始强化君主专制。
虽然历史书上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上他们那里的君主专制和我们中国特色的君主专制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实质上,是强化中央集权,而中央的权力,还是受到许多限制的,比如征税权就不是君主说了算的。
中国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差不多也具备了这些条件啊!
用事后诸葛亮的话说,其实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
第一不要强化专制,因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发展的障碍,此时专制制度已经受到冲击,政治宽松度较大,对文化启蒙有利,对探寻发展之路有利。
第二解海禁,造船、通海。
第三鼓励发展工商业。
事实上西欧强化君主专制的目的是发展工商业,法国和张居正同时代的执政者无不以发展工商业为目标。
有学者说:“一个社会的文明能演化到何种程度,关键就看这个社会的执政者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宽容、开放和自我批判、自我约束的态度。”
至少,不能背道而驰。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的国家掌舵人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对各种思潮、言论多些理性、宽容,鼓励工商业,拓展对外贸易,是不是就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不是就可能打破奄奄一息的旧制度?中国会不会找到新出路呢?
当然,研究、阅读历史,不能做事后诸葛亮,苛求前人,以现在的眼光指责他们没有认识到时代潮流。
事实上在历史即将进入拐点的时候,当时的精英阶层几乎没有人觉察到自己正处于时代的变局中、转型的门槛前。
历史的轨迹并不是事先设计按部就班前进的,翻阅历史,你不能不浩叹影响历史进程的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偶然性。
当转型的大门摇摇在望时,当时也曾经闪现过一缕曙光:高拱,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应该具备了顺势而行的胆识和担当。
我不是说高拱已经觉醒,把握到了历史的潮流,但是他的胸怀和识见、务实而又灵活的执政风格,只争朝夕“先立规模”
的自觉意识,以及他的政策举措,不期然顺应了这个潮流,倘若高拱能够执政10年,说不定会把航船驶向新的航道!
正如牟钟鉴先生所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
高拱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反对与时俱进发展了的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他最大的特点是有胸怀、有胆识,实事求是,什么祖制不祖制的,只要适应时代需要、利国利民的,就要干。
他倡言“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法律、制度、政策等必须与时俱进。
他还说:“法不能无弊,而行之既久,其弊更不可胜言。
乃遂袭为故套,无复置议者,此士风日败,而治理所以不兴也。”
换句话说,要振兴,就要改革。
这就是高拱的治国理念。
他公开嘲讽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中的君子不言利,认为这样的观点不仅迂腐而且误国!
他倡言,义是公众利益的总和,为公众谋利就是义!
高拱经济上主张发展工商业,反对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主张对外贸易。
可以说,高拱对朱元璋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
他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高拱已经把发展工商业提高到事关全民生活的新高度。
帝制时代,像高拱那样作为执政者,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出台改革措施的,可能绝无仅有。
高拱也是主张对外开放的。
在他主持下与北方鞑靼部落达成和平后,开放边境贸易,不仅在宣大一带开设13处贸易市场,还在辽东开放与女真人交易的东马市,在西域开设与西番人交易茶叶的西茶市。
更为关键的是,高拱极力主张造船只、开海运。
须知,多数研究历史的中外专家公认:正是同时代西方航海活动,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促使西欧国家向现代化转型。
而专家考证说,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国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都在西欧国家之上,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政策。
巧合的是,高拱当国后,启动了海运和造船业。
岂止如此,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必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提前接触,那时候没有被欺凌的屈辱,没有国力的悬殊,当了解到西欧那套君主立宪制度时,中国会不会仿行,也不好说,因为看不出会有什么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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