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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明朝孝宗皇帝以来,作为仲裁者的皇帝就较少介入行政管理,为此还经常受到大臣的指责,恐怕首先是皇帝本人更愿意学习君主立宪的那套办法吧!
有学者设想说:“在16世纪,白银的大量流入和海外贸易都给帝国提供了转型和改革的机遇,如果帝国因为财政赤字需要增加额外的收入,借此契机同意开海禁,并且扩大户部规模以收税,扩大海军规模以保护和控制海岸线,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则除了供养必要的政府部门人员工资和公务开支以及海军外,还能有大量盈余。
这些盈余投入改善从京师到辽东战区的后勤,提高明军的战斗力,或者能扭转明末糟糕的边防局势。
同时,足够的资金还能够保障西北地区救灾能力,收编农民义军将会更加有效。”
开海禁、扩大户部的规模,是高拱明确主张的,相信按照这些主张执行下去,扩大海军保护和控制海岸线是顺理成章的。
也就是说,今日学者的这个设想其实当时高拱已经着手在做了!
但是,高拱被张居正推翻了。
推翻高拱的张居正也是一位有能力、有抱负的领导人。
应该相信,他也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他决心抓住这个机遇,成就一番伟业。
只是,此机遇非彼机遇也!
张居正眼中的机遇,是指他意识到作为一个文官、首相,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具有掌握全局、指挥一切的权力,要干事、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机遇了。
应该说,张居正确实是很用心、很卖力,但他的目标和历史上有作为的当权者是一样的:中兴。
具体说,就是恢复祖制——大明帝国的缔造者伟大皇帝朱元璋设计的那套制度,那个理想国。
不能不说,张居正的这个理想代表着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不满现实者的想法。
面对法纪松弛、制度失效、贫富分化、官场腐败、世风日下,面对社会多元化、声音多样化,上至执政者,下至普通老百姓,觉得一切都乱了套,每每发出人心不古的叹息。
他们怀念那个被无数次称颂着的建国初期,被美化了的朱元璋时代。
那个时代的人经受的苦难早已不在回忆者的口中出现,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政风清廉、民风淳朴、干部朝气蓬勃、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国图景!
张居正发誓,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都会勇往直前,实现伟大复兴——带领大明帝国重回建国初期的美好时代。
重回建国初期,再现伟大的朱元璋时代!
这是理想。
至于手段,也有样学样:张居正的执政风格或者说治国方略与朱元璋一模一样,概括说,就是俭与严。
说到俭,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就是“严格地奉行节俭。
在他(张居正)策划之下,所有不紧急的支出全部从缓。
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目均严格地核查。
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
。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味地俭,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未必是好事。
投资港口、基础设施,哪怕是有赤字也比一味节俭追求国库盈余要好得多。
说到严,就是严格纪律,严酷打压。
大师级的学者熊十力认为张居正“执法之严,自汉以还二千余年间,未有如是者也”
。
有学者说,“他唯一超出前辈的地方,似乎只有他那将大明朝的官僚机器的运行效率驱赶到最大的严苛而已”
。
黄仁宇也说,“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
。
就专制程度而言,张居正超过了明成祖朱棣后的任何一位皇帝,可以与朱元璋比肩——身兼皇权与相权,而且不容别人批评。
被认为开启近代之门的两个标志:文化启蒙和航海都被张居正断然饬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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