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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本传上说他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路,倚信佞幸,用干部基本出于个人爱憎,花钱买官的事情屡见不鲜;对于贤能的人,就仿佛掷沙遗尘,眼都不眨一下,而对那些吹吹拍拍的奸佞小人却如同嗜醴悦膻从不厌烦。
更有甚者,说张居正乃奸人之雄,忘生背死之徒,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狗彘不食其余!
他的“同学”
王世贞私下说他很佩服张居正的功业,但是不敢说出口,不过他对张居正的人品也不欣赏,说此人“天资刻薄,以智术驭下”
。
清人所作《明书》将张居正和严嵩并列为奸臣。
不过近代以来,张居正的形象逐步改观。
梁启超就称赞他是明朝唯一的政治家。
当然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不认同,他认为张居正是奸相。
20世纪60年代,有史家开始把他的某些施政称为“改革”
。
80年代,改革家的桂冠正式戴在了张居正的头上,索性还加上“伟大”
的修饰词,颂扬他的文字不少。
应当承认,史观不同、角度不同甚至目的不同,评价一个历史阶段、历史人物,难免会有分歧。
有分歧没有关系,读者自可从不同侧面全面了解历史,或许更容易获取真相。
遗憾的是,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喜欢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往往先入为主,一旦与他已接受的形象有别,就怒不可遏!
把历史人物作为人来看待,从人性化的视角去观察、分析历史人物,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从这个角度说,我不同意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不管他的个人道德操守,看他的贡献就可以了。
这是很危险的!
领导人的道德操守,对国家、社会精神、道德伦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而正如汤因比所说,精神上、伦理道德上的进步,才是真正的进步。
仅仅以赚钱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贡献,是很成问题的。
况且,或许正是历史人物道德操守的作用,导致历史发生了转弯!
阴谋诡计战胜了正大光明,施展阴谋诡计的人在其他方面或许有历史贡献,但倘若是正大光明者没有被前者取代,他的历史贡献会不会更大?
所以,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有两个基本的标准,具体到张居正,如果作为一个人,应该从是不是宽容、诚信、公正这些方面来考量;作为一个国家的掌舵人,即对国家、对人民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政治人物,他是不是有作为,他的作为,客观上是不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
这就有必要看看当时的时代潮流了。
站在转型的门槛边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是大明帝国的中后期。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此一历史阶段,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和深思:
第一,这个时代被西方史家称为历史的分界线。
正是在15世纪,以文化启蒙和航海贸易为标志,西方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
第二,就中国来看,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时代那样,走到了转型的门槛边。
用明史专家方志远先生的话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万历时代是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大一统帝国,明朝到了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经与开国时代大异其趣了。
概括说,这个时代主要特征是:其一,建国后确立的国家各项制度已经损耗殆尽,公开的制度文本和实际运作南辕北辙,所谓的潜规则大行其道。
其二,政治宽容度与建国初期相比已大为宽松,官场和社会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史家甚至用“自由奔放的时代”
评价之。
其三,经济发展,工商繁荣,积聚财富成为可以炫耀之事,社会呈现多元化态势。
其四,文化向多元化发展,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孟主义、程朱思想及其与时俱进发展而来的阳明理论,虽未公开抛弃,却也大受质疑,新思潮则大为流行。
其五,国家已陷入体制性腐败怪圈,弄虚作假成风,贿赂公行,“事虽细微,非贿不成”
。
官员们争相以敛财为能事,从号召节俭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到大小机关各色有权有势的人物,争相追逐享乐,官场上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奢靡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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