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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年学术界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下限在距今4000年前后，所以既往的说法是，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000～3000年之间。
“外来品”
敲定年代上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学家在努力做进一步的年代细化工作。
他们首先在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陶器，这种器物被称为“盉”
，属于酒器。
它有三个空腔的袋状足，支撑着细瘦的腰身，上部封口，原应有盖，最大的特征是有一个管状的流口便于倒酒。
不同地域的人都因地制宜地使用着不同的器物，因而器物本身就显现出不同于他地其他人群的文化DNA。
在三星堆文化众多当地土著因素的器物中，细高的陶盉这类器物就显得鹤立鸡群。
熟悉先秦考古的朋友一眼就会认出，这类陶盉的祖型一定是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陶盉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
那么，为什么不会是相反，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陶盉是“源”
而二里头文化是“流”
呢？这是由于考古学家在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这类器物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发生演变的清晰脉络，也即“出身”
清楚，证明它是源自中原及其左近地区的，而在成都平原，这类器物是突然出现的“外来户”
，找不到源头。
由是，我们可以说，陶盉、陶觚、陶豆、陶壶等二里头文化及其他文化因素的渗入，不同文化因素的结合，导致本土的宝墩文化开始变容，最终形成了更具多元色彩的三星堆文化。
那么，从年代探索的角度看，二里头文化的陶盉可以成为破解扑朔迷离的三星堆文化年代的一把钥匙。
在二里头文化中，这类高体、管状流、瘦三足的盉，见于该文化的早期，确切地说是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而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腹心地区的中原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展得最为充分的一个地区。
近年来国家级的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着重点都在中原地区。
相应地，这里考古学文化的测年工作做得也最系统、更精确。
目前，经系列测年给出的二里头文化最新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1750——前1520年。
圈内人都知道相比20年前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数据，越测越晚、越测越短，是人们对二里头文化及相关考古学文化最新年代数据的共同感受，这是测年技术水平提高，缩小“包围圈”
，排除了更早可能性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原地区的测年数据在更新，而周边地区的测年数据仍然选用既往测定的单个数据的话，那就有爷爷辈和孙儿辈颠倒的可能。
据上述，出土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陶盉的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就不能早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这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说相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中即可显见。
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绝对年代，最新测定在公元前1680——前1610年之间。
地处西南的三星堆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山水阻隔，且相似的文化因素最大可能是通过其他人群“接力”
式地传播过去的，而非短时间的直接长途输入，所以，学者认为这类传播应有个时间差。
四川当地的学者即推测，出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三星堆文化的出现时间，大致约当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即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之间。
盉、觚等陶器以外，三星堆文化中还出土有玉石牙璋和铜牌饰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器物的年代甚至可晚到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500——前1300年，一般认为属商代前期）。
这就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时空差”
。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盉（左上、左下）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右上、右下）
但面对这样的最新测年数据和研究成果，有学者在同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致同时或稍晚的前提下，仍说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人类对其出生地和生活地都有情结，是可以理解的，文化本位主义的想法具有普遍性，每个国家在绘制出版地图时，都会下意识地把本国放在居中的位置，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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