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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既出现了金质权杖，又有中原风格的礼容器出土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恰好就位于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或“中国弧”
上。
西卡·罗森的“中国弧”
概念
三星堆文化年代之惑
围绕三星堆大发现引发的种种纠葛、困惑，大都源自对相关概念及其年代的混淆、误读乃至误解。
学者有意无意地混着说，公众囫囵吞枣地混着听，导致迷雾重重、混沌不清。
首先要区分的是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指的是坐落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遗址。
这处遗址最为兴盛时段的遗存，考古学家称之为“三星堆文化”
。
考古学文化指的是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面貌相似、经常共出的一群物的组合，这里的物包括“不动产”
的遗迹如城墙、房屋、墓葬等，也包括“动产”
的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遗物，甚至还有遗痕，如工具的痕迹。
三星堆遗址上还有早于三星堆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
遗存，和晚于它的、属于青铜时代的“十二桥文化”
遗存。
再举二里头遗址的例子。
二里头遗址最早的遗存约当仰韶时代晚期，后面还有龙山时代的遗存，然后才是作为遗存主体的、延续约200年的二里头文化，后面还有相当于商代和汉代的遗存。
发掘者把三星堆遗址分为四大期，其中遗址第一期一般认为应属于宝墩文化，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属于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则属于十二桥文化。
三星堆遗址虽然发现得早，但由于田野考古工作持续开展，考古资料的公布偏于滞后，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版正式的考古报告，且没有及时地将最早的一期遗存从三星堆文化中区分出来。
1990年代，成都市的考古工作者根据成都平原上新津县宝墩遗址及其他同时期的城址群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发现，首先提出了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
的命名，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但三星堆的发掘者给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另起名为“三星堆一期文化”
，因与其后的“三星堆文化”
容易混淆，所以一般很少有学者认同响应。
但毕竟已一物二名，所以在行文中要么是“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
，要么是“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
，正如我们现在在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陈列中看到的那样。
这种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被不同地域、不同研究机构的学者各自起名的情况，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所在多有，在学界内部已颇易引起混乱，初学者和公众听起来更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
这是我们考古圈应当反思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三星堆遗址上这几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有两个概念要搞清楚，一个是相对年代，一个是绝对年代。
绝对年代指的是通过碳——14、热释光、光释光等科技手段测定的年代数据；相对年代指的是考古学家根据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等手段排定的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序列。
现有的测年手段还达不到精确到某年的水平，也会因各种因素而出现误差，所以给出的绝对年代还只是一个相对确切的时间段，所以说绝对年代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与此同时，相对年代由于建立在经年试错的基础上，考古学家摸索到了文化遗存内在的演化序列，因此又具有一定的绝对性。
说到三星堆文化的相对年代，早于它的有宝墩文化，而宝墩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晚于它的十二桥文化，约当西周至春秋时期。
这样，三星堆文化的大致时间范围就被卡定在不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不晚于西周时期这个时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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